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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孕育大师土壤须突破利益障碍
//m.auribault.com2014-03-25来源: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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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3月24日《京华时报》)

    从新闻上看,文化部长对于行政权力不应过于干预艺术颇为认可,这表明在如何创造条件孕育大师方面,其实官方与民间并无过多分歧,只是就现实而言,从认识到实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钱学森弥留之际留下的追问——中国为什么难以诞生大师,见诸公共舆论场已有数年,相关文化领域的配套改革仍拘泥不前,这表明在文化领域想要进行改革,除了需要突破观念性障碍取得更多共识外,还需要更加大胆地突破既得利益障碍。

    当然,文化高雅而高贵,说其存在利益障碍,一时恐难令人接受。但当这个社会的经济机制全盘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化领域事实上很难孤芳自赏,自成体系。它必然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出牌,只是由于文化管理体系并未跟上时代步伐,在新经济体系下所产生的文化利润,容易激化管理者的异变情绪,孕育出权力与文化的暧昧怪胎,助长部门利益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少数文化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放下行政审批权的勇气。

    破除这样的利益障碍,必须理清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按照制度文明的概念,权力之于文化的关系,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而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年两万首歌曲,脍炙人口的寥寥无几。数以万计的文化节目,能走出去的屈指可数。文化高产低质的背后,是市场对选题的跟风,更是市场围绕权力指挥棒的结果。欲从文化高产大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相关层面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斩断权力与文化的暧昧纠葛,推动行政权力回归服务者角色,为文化的繁荣搞好服务,创造更多的利好条件。比如“将政府的评奖压缩到最低限度”、“积极推动国家文化荣誉制度出台”等。

    权力对文化进行管理是必要的,只是这种管理应该建有权力清单,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当行政权力处于自我魅化的状态时,破除利益障碍是艰难的,因为信息不对等,对于来自权力的干预,普通人很难进行是否符合程序的判断。只有文化市场主体,知道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其对于权力的过多干预,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力量,才能使那些假“正义”之名谋个人私利者难以遁形,而这必然改变目前依靠模仿跟风成功选题探知底线的局面,自然会激活文化创造热情,推动文化的繁荣。也就是文化部长蔡武所说,“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术的大师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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