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说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塑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
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试金石,也是营造契机。
当前的疫情防控,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之外,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非常时期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
安全和健康是千百年来城市建设永恒的核心关注点,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营造是实现幸福和谐社会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落脚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地城乡社区成为“严防死守”的阵地,“社区利益”、“集体利益”成为宣传单、横幅上的高频词汇,涌现出一大批放弃过年回家和自我隔离的感人案例,但在部分小区、村庄也出现了特殊地区人群、外地租户人员等被歧视、禁止进入、驱逐,以及个人隐私严重泄露等问题……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度思考社区治理和社区规划的目标:我们要营造什么样的社区共同体?
社区共同体的再认识: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推动社区治理,建设社区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不能只依附于对利益的共享分配,更应着眼于对未来命运的共生呼吸;不应成为部分个体锁定小团体既得利益的保护伞,抑或如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以群体之名逃避责任乃至各种约束。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说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塑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
这次疫情的长周期潜伏、传播面广等特点,决定了防治工作重心很大一部分将从点对点的医疗救治转向以社区为载体的面源管控,意味着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24小时的监管,而依赖于基于共同命运和公民意识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试金石,也是营造契机。需要避免过度内向化、行政化、利益化取向,避免各扫门前雪甚至排斥异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应大力宣传和培育理性自觉、互爱互助和责任担当的公民意识,共建良序社区。
社区行动组织力量:推进自助互助参与机制
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挑战在于赶上“春运”这一世界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全球化背景下,高频、高速、高量的流动和交往带来当代社会的高风险特质,传染病扩散更呈现出社会性、系统性的问题,很难通过单向的、垂直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人们集体性合作的作用日趋凸显。面对疫情,涌现出大量的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社会组织、临时救援小组、志愿者等,展现出快速反应、整合力量、联合行动的优势,但同时也艰难应对着社会信用缺失的巨大挑战,包括物资质量、交易诚信、临时溢价、三无订单、款项对账等,映射出在传统行政集中供给体系的直接规制之外,应对高度扁平化和流动性的社会网络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和信任机制建构严重滞后的现实问题。西非埃博拉病毒的肆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来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带来民众不信任、不配合、与地方知识结合不足等问题。
在国家和社会行动力量之外,还有一类依赖于社区的行动组织力量,展现出小社群、高度连接、熟人网络的优势,在应急行动、信息传递和互助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类社区行动网的高效展现:一是经历过非典考验,街镇-村社地方行动网络积累了丰富的应急行动能力和居民动员能力,并获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二是社区邻里网络联系紧密,拥有邻里互助、志愿者队伍等多种自组织形式,并与地方行政体系之间建构起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机制。这显示出组织化和信任度成为现代社会动员中的关键因素,组织化提升行动能力,信任度降低行动成本,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是社区防控工作的重要潜在力量。
当前的疫情防控,不仅是一个个患者的救治战役,或是医药研发的战役,更是一场全民动员的阵地战,还得回到社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之外,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非常时期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可依托“楼门-小区-社区”微治理网络体系搭建联防战线;推动既有的社区社会组织从兴趣型向公益互助型的转型升级;积极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对接社区需求,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疫情无障碍信息、生活必需品和常用药代购、居家康复和锻炼等支持,为染病或疑似症状患者提供心理疏导、社工支持等心理社会支持;创新和推广社工非面对面干预方法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