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尼姑行礼：您是在做功德

　　青灯黄卷、皓首穷经。

　　如果说这是许多人对于古籍修复师的想象，那么，性格倔强、急脾气的杜伟生常常会游走在修复者与管理者两种角色之间。

　　坐在桌案前，他能迅速进入气定神闲、专注无它的境界；而作为管理人员，却又要面对很多让人无奈的局面。

　　他记得，当上古籍修缮组的组长那年，办公室里，大多是和和气气的同事，可也有几个不服管的“刺儿头”。

　　一次准备展览时，杜伟生看见一位裱画的同事干活儿没规划，能托两张画芯的纸，他只托一张，便提醒他：“你这么不成，废料。”结果，那人回一句：“那你来！”

　　当时，不服输的杜伟生就憋下了劲儿：“我要干就比你强。”

　　机缘巧合的是，几个月后，国图建馆75周年，为搞展览，馆里从荣宝斋请来著名裱画师刘绍林。跟着老先生，杜伟生踏踏实实学了7个月。由于古籍修复与裱画很多原理相通，没过多久，无论做立轴、册页、拓片、手卷，他最终都样样精通。

　　后来，又是那人消极怠工，一个托命纸的急活儿，13张画芯说要7天干完，杜伟生听后二话没说，当即在他面前就托好两张。

　　“那之后再也没人敢跟我较劲了。”他摇头苦笑。

　　不过，这个看似冷峻的男人没讲的是，同样是他当组长时，曾经顶撞过上司，为的是给一位即将下岗的同事保住饭碗，当时，那个同事的丈夫刚刚去世……

　　大家说，甭看外表冷，骨子里，老杜挺侠骨柔情的。

　　对于人，杜伟生是外冷内热，对于带着极深感情的古籍，亦是如此。

　　对于自己的这份手艺，他从来不想把它神秘化，他说，手工技艺的东西，没有绝活儿，只有窍门，“修复工序看似繁琐，其实就那么几道，人人可学。重要的是有心。”

　　多年来，杜伟生始终很崇尚中国古人阅经前焚香净手的仪轨，带着心做事，让自己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修书的过程，也是熏陶修行的过程”。

　　虽然《金刚经》上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可在杜伟生眼里，“敦煌遗书”是个特别的存在，这源于一次意外的“开悟”。

　　1991年，国图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重新启动，一张张经卷，在杜伟生所倡导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被合理修复。“纸厚的不再被人为揭薄；哪儿破补哪儿，坚决不整卷托裱；当年没有被上墙绷平的卷子，修复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压平。无论是修复材料还是修复技法，都尽可能忠实于遗书原貌，做到真正整旧如旧。”

　　隔年，他代表国图来到敦煌，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敦煌遗书”讨论会。会上，从台湾佛光山千里迢迢来了7位尼姑，一进门，就给杜伟生行礼。

　　杜伟生一惊，赶忙站起来回礼：“当不起，当不起，我不过是个修书的。”

　　“您不是在修书，”她们中的一位说，“您是在做功德，修佛经是最大的功德。”

　　那一刻，杜伟生说，有种顿悟的醍醐灌顶之感。此前，他只是把修书当做一份工作，跟干别的一样，直至尼姑这句提点，才让他一刹那明白了修经的价值。“修书，修佛经，就是在修功德，能把前人的经典传给后世，这不就是最大的功德吗？”

　　“文章者，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曾经，曹丕对文学做过这样的比喻。那么，使其传于后世的修书人们，应该就是这盛事的薪传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