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杜伟生工作照片。

　　资料图片

　　图②：亟须修复的破损书页。

　　李亚鸽摄

　　图③：已修复完成的古籍书页。

　　李亚鸽摄

　　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

　　——杜伟生

　　不久前，来自埃及、伊拉克、约旦等10个国家的20名文物修复专家来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学习纸质文物修复“真经”，并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布《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古籍修复这一不为公众熟知的行业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记者走进国家图书馆总馆一隅，走近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和他的团队。

　　救书如救命，须臾不可怠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杜伟生觉得自己的工作就如清代《装潢志》所描述的，他把自己形象地描述为书的全科医生。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30多年，杜伟生对书籍有一种亲切感，说起古籍修复如数家珍。修复前先要对古籍进行“体检”，针对霉变、虫蛀、缺损、酸化、老化等不同情况，制定适合的医治方案。补破最为重要，其中的溜口，即对古籍的书页进行修复，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人们经常翻，书口就会有裂缝，需要将这些裂缝补好。拿一个皮纸条，用很稀的糨糊抹在书页的反面，贴在破口处。杜伟生说：“皮纸条要非常薄，几乎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不能增加书籍厚度。”

　　每天杜伟生坐在自己位子上，身边是陪伴几十年的工作台，两米见方的台子上，摆满已经修复好的书籍。那台子好像是一张为古籍续命的时光机，无论经历时光怎样的打磨仍然熠熠生辉。工作台上的大理石压着已经修复好的书页，桌面上还放着糨糊、毛刷、喷壶等工具。现如今，工作台旁坐着许多年轻的修复师，田婷婷就是其中一位。她用喷壶洒一片水雾，书页字面向下舒展在工作台，手持毛刷将破洞边缘打湿，再将竹纸托补上，用镊子将边缘移除，一个两厘米见方的破洞在她手下补好，可谓是，“敢捡残山取剩水，补悬便可起云烟。” 经过他们的妙手回春，残破的古卷，延续了生命。

　　如今，杜伟生修复古籍已经有40多年。1974年3月，当了5年兵的杜伟生退伍，被分配到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一开始没什么事做，就站在老师傅后面看，慢慢地做清理残页、调糨糊、打补丁等一些简单的修复。虽然当时老师傅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古籍版本知识非常丰富，哪个朝代的古籍版本看得很准。随后，杜伟生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系统学习古籍分类和编目知识理论。一年后，再次回到图书馆，修复古籍就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告诉记者，修复一本平均80页破损不严重的书籍，每天工作8个小时，也需要三五天。现在，国家图书馆有敦煌遗书等四大镇馆之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杜伟生一直参与修复敦煌遗书。他说，与敦煌遗书结缘二十几年，每每打开书卷，就像在阅读它的人生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杜伟生这样形容自己修复时的感受。“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敦煌遗书最大的困难在于这批文献涉及多个朝代，各种不同的纸张，每册每页的破旧程度都不一样，必须反反复复研究，寻找合适的方法对症下药。2002年，他着手修复《永乐大典》。最大的难点在于材料。它封面用的是一种生丝，为尽可能找到一致的材料，国家图书馆的10位修复人员，在北京各个绸布店搜寻。修复人员还找来丝绸专家，深入分析生丝的成分，和《永乐大典》封面的丝绸材料反复比较，力求尽善尽美。

　　最难修复的是已经成“砖头”的古籍，就连分页都很难，基本像一块板砖。遇到这种顽疾，只能用蒸。将书放在蒸笼内熏蒸，隔几十秒就要拿出来，看能否剥离。如果不行，再继续蒸，如此一页页剥离，周而复始。

　　守得了寂寞，坚守住传承

　　历史上，古籍修复师是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宋代以后，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明清开始有了裱褙胡同，有了专门的聚集区，从业人数扩大，说明行业发展。后来因为战乱古籍修复一度消沉。再次繁荣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很多图书馆的古物都是从废品站里抢救出来的。杜伟生和他的团队，在这份小众甚至边缘化的工作上，坚守了很多年。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杜伟生说道：“我们继承过去古籍修复可逆的原则，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随时可以改用先进的技术，更好地保护这些古籍。”1998年， 杜伟生在原始纸浆补书机的基础上改进，第一次将纸浆补书机运用到古籍修复中，大大提高了修书效率。一张千疮百孔的书页，浸入纸浆补书机的水里，通过设备自动运行，慢慢填补了破损的小孔。再把这张书页取出来晾干，小孔就被完好地弥补了。

　　“‘好人’不愿意干，‘赖人’干不了”是古籍修复行业的现状。修复的人要掌握一些古汉语、版本、美学知识；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方面也要了解些，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也要懂一点。但令人欣喜的是，全国现在有数十所学校设立古籍修复专业，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也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北京的民办大学也在做这件事情。

　　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一共有200余万册（件），有1/3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其中有近1/10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而每年古籍修复人员平均修复几百册，最多1000册，修补的速度远不能满足需要。2007年国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承担全国古籍保护的工作。目前已举办将近20期培训班，每期有30—40人次。各地图书馆自此后建立古籍修复室。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规模最大，在编人员17人，加上返聘的人员共21人，但是他们只占国家图书馆在编人员的1%。

　　“干一行，爱一行。”从业40多年，杜伟生觉得对于古籍修复不仅仅是珍惜，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就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能让破损古籍重新利用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人类的文明在纸上传承了上千年，古籍修复技术是依托纸的，纸是互联网取代不了的。杜伟生说道：“只要有纸质书籍存在，我们这行就有存在的必要，哪怕最后就剩一个人。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王 珏 李亚鸽）

　　本版制图：张芳曼 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