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要上文物局告你”

　　1987年，古籍修缮组从文津街老馆搬到魏公村新馆。这一年，在杜伟生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他凭借出众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成为了修缮组组长；二是，他阻止了“敦煌遗书”的第一次修复。

　　后面这件事，还得从造纸史专家潘吉星的一次到访说起。

　　有一天，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潘吉星来馆里查资料。细心的杜伟生发现，作为造纸史专家，他的关注点跟其他学者并不相同。

　　“别人是看文字、研究史料，而他研究的是纸张的规格、厚度和纤维构成。”

　　杜伟生忽然意识到，古籍保护，不应该只囿于文字方面，纸张上的文物信息也应得到尊重。

　　自此，他开始跳出之前的路子，反思师父们传授下来的修复理念。

　　实际上，从书铺时代过来的老师傅们，修复讲究的是“天衣无缝”，因为修书的目的是销售，好看就行，而这，不免与文物保护的原则相冲突。

　　比如《赵城金藏》，修补得尽善尽美，可无意中也覆盖了一些历史痕迹。

　　杜伟生想了又想，决定把自己的思考写进文章《〈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里：“《赵城金藏》经过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1987年，在修复完《赵城金藏》近20年后，国家图书馆计划启动“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当老师傅们打算还是按照老一套规矩进行修整时，杜伟生坚持投了反对票——时机不成熟，宁可不动。最终，馆里支持了他的意见。

　　3年后，当他历尽辗转，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竟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国外修复理念不谋而合。

　　“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大刀阔斧地对古书进行修葺，而是尽量保持古籍的原貌，同时也会尽可能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

　　原来，道不孤，必有邻。

　　杜伟生说起一件为修复发火儿的事。

　　曾经，北京某寺庙管理处送来一批佛经请国图修复，其中有一件非常珍贵：宣德十年，一位和尚蘸血写就的《金刚经》。难得的是，经卷上还留有当年经版的痕迹——一个个凸起的字形，好让写经人照形填写。

　　“东西一点儿都没破，就是因为比较薄，他们想在后面上层托纸。”

　　杜伟生指着那些凸起的字棱，告诉来人，这件经卷绝不能托，一旦托裱，纸页上经版的痕迹就没有了。

　　那人听后，悻悻走了。

　　转天，杜伟生接到就职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师弟的电话，才知那人是处长，又跑到师弟这里来托裱了。

　　“胡闹！”杜伟生气得一个电话追过去，把那位处长骂了一顿：“你这是在破坏文物！我要上文物局告你。”

　　“文物修复，恐怕最重要的培训对象，不是基层修复者，而是这些有权力的管理者。修复人员修坏了，影响的只是一件作品；而管理人员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导致一批文物受损。”

　　至今，杜伟生谈起此事，仍旧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