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永乐大典》。

　　工作中的杜伟生。

　　国图内部培训上，杜伟生讲解书籍装订。

　　“我就是一个修书的，咱们现在讲叫古籍修复，修是指修补，复是复原。”

　　拍杜伟生的纪录片只有90秒，镜头倏忽而过。杜伟生的声音平静朴实，毫无矫饰。画面里，他弯着背，埋头修补，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俯角镜头拍过去，一头圆寸，发丝花白。

　　64岁的杜伟生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退休前，他是研究馆员。这个行业里，杜伟生是为数不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被誉为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国宝。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也修复过命途辗转的《永乐大典》、西夏文献。

　　他说，修书就是修功德，自己当个修补手，把前人的经典传下去，这是积德的事。干这行的人虽然不多，可只要有纸在，就得有修复的人，哪怕只剩一个，“干这行，路很窄，但却会很长。”

　　1.一张没有被剪裁过的脸

　　魏公村大街，日头初耸，车水马龙。

　　转身拐进一溜绿茵茵的羊肠小道，瞬时遁隐般清静下来。顺道走，一拐弯，就是国家图书馆南区的善本特藏部了，还没进大门，便扑来一阵书香。

　　就是这儿了。

　　本以为会准点见到杜伟生，却未料自己七拐八绕，走丢了。问保安，对方重复了遍他的名字，一脸茫然。

　　无奈给杜老师发了个求助短信。“你到南区大门口旗杆下等我。”他回。

　　找到旗杆时，远远望见，旗杆下孤零零一张凝重的脸。

　　“杜老师，对不起……”

　　“没事儿。”话没说完，他将道歉拦下，一脸严肃，声音不高。

　　讪讪跟在身后。

　　又是七拐八绕，到了善本修复部。这里是一间极大的办公室，宽敞明亮，足足容纳了二三十张工作台，糨糊、毛刷、喷壶摆得整整齐齐，显微镜、裁纸机、纸张测厚仪也一应俱全，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超倍数放大镜，台灯架似的，支在桌上。

　　杜伟生小心翼翼收起桌上一卷纸本，转头问：“你喝什么茶？”我一愣。

　　“尝尝我这普洱吧。”于是，他从柜子里拿出茶叶，冲制起来，“不能老泡，否则茶就老了。”他细心把茶滗出，推了一杯茶汁到我跟前，茶香扑鼻。看看他的脸，仍是一派严肃。

　　“杜老师，”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一吐为快，“感觉您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是职业带给您的影响吗？”

　　“不是，”杜伟生挠挠头，“咱俩还不熟，你不了解我。上次见着一个5岁大的小姑娘，我笑着跟她打了一招呼，结果，她哭了。”半天不笑，一张口就一包袱。我俩都乐了。

　　“其实我性格比较硬，脾气比较急。”笑罢，他落了声音，“这其实和我的工作是有反差的，可也奇怪，只要一干活儿，情绪立马就平复了。”

　　停半晌，他想了想说：“就像是一种修行，进到了一种禅定的状态……你钻进去了，一切情绪自然就都抛开了。”

　　眼前的杜伟生，圆面宽鼻、弯眉高耸，一喜一怒，比电视里更加真实。

　　话匣子打开，他徐徐讲起自己的人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外表冷峻的男人，在讲述中间，眼圈数度变红，声音哽咽。这是一个古籍修复师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