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纸棺与“文革”

　　干了5年体力活儿的转业军人杜伟生，第一次进国图，有些兴奋。

　　那时，国图还叫北图——北京图书馆，地点在文津街，隔壁就是北海公园。“院里古香古色的，非常幽静，下雪时，门口两棵小松树被雪一盖，跟一座拱门似的。”

　　朋友都说，这下小杜弃武从文了。

　　杜伟生可没想这么多，他觉得“能在屋里干活，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就知足了”。

　　1952年，杜伟生出生于北京，童年的记忆大多与贫穷有关。17岁上，受了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影响，参军入伍。当了5年兵的他，退伍后，被安置在国家图书馆，这让他想起小时候跑书店看蹭书的日子。

　　1974年，当时还叫图书修整组的古籍修缮组，已经不兴拜师了。古籍修复专家兼组长肖振邦指着自己的兄弟肖振棠，和其他几位老师傅，告诉杜伟生：好好学，他们都是你师父。

　　对于这个“公共徒弟”，师父们并不客气。杜伟生是左撇子，干活儿惯用左手，学书籍装订时，只要稍微没留神用了下左手，师父“啪”地就一钢尺，“你怎么不长记性，两手都是糨子怎么干活？”

　　老师傅们大都是旧日琉璃厂书铺的店员，1956年，为修国宝《赵城金藏》被请进了国图，虽然学历不高，可对古籍修复、版本鉴定，都有真本事，深藏不露。

　　两年的摸爬滚打，杜伟生从一个门外汉，渐渐上手，终于迎来自己参与的第一个“大活儿”——1976年，新疆出土一口“纸棺”。糊在棺材框上的纸张是唐代驿站的账本，上面有历史文献，杜伟生和几位同行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文献从框上揭下、拼对，重新托裱成卷。

　　“尸臭……”提到这口纸棺，杜伟生本能地吐出俩字。

　　原来，由于尸体腐败，所有的气味分子和水分子都被纸吸收，导致气味相当难闻，“泡出来的水都是红的”，这让杜伟生他们“忍不住时不得不从屋里跑出来缓一缓”。

　　从那时起，杜伟生才意识到，原来，古书修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干净，“有时，也需要和死人打交道。”

　　然而这世上最可怕的并非死人。

　　1974年10月，杜伟生被馆里送到北京大学古籍整理进修班学习。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位声震业界的老先生，这就是北大教授、国内版本目录学权威王重民。“他讲课极有意思，生动细致，融会贯通”，大家都很爱上他的课。然而，还未毕业，杜伟生就听到了王先生的死讯。

　　起因是，江青在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贽的新书”。当时正搞“评法批儒”，李贽是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他的著作自然可以成为“批林批孔”的炮弹。可当他们请王重民出具鉴定报告时，老先生却发现这是一部伪作。上面急了，再三利诱，暗示他这是“政治任务”，但老先生始终不肯违背良心。最终，无休无止的批斗，斩断他最后一丝希望，1975年夏，王重民老先生在颐和园里自尽，享年72岁……

　　“文人，你肉体上怎么折磨他都行，可人格上你不能侮辱他……”说到这儿，性情刚硬的杜伟生哽咽了，灯光下，他的眼中闪了一下，那一刻，你能看见他强忍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