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作为胡适的母校，在其个人成长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公学成就了少年时期的胡适，而青年时期的胡适又为中国公学的发展营造了较为良好的宽松环境，促进了学校的全面发展。

　　入读中国公学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留学生要求苛刻，中国千余名留学生因此愤而回国。归国后，姚宏业等人于1906年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学校之一———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清政府不认可，加之社会上对于穿洋装的留学生也投来异样的眼光，因此办学工作举步维艰。主要创办人姚宏业在此情况下为警醒国人，愤而投江自尽，留下几千字遗书：“中国公学的创办注重德育，目的在于培养真国民之资格。我死不足惜，但愿我死后同胞们务必辅助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希望同胞们能支持中国公学，之前仇视中国公学的人也能幡然悔悟，那么我虽死犹生。”此后，社会上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与感动，支持和报考公学的人也多了起来，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6年秋胡适考入中国公学。当时，中国公学的行政权掌握在学生手中；同时学校也是革命派宣传的一个重要场所，章太炎等革命党领袖曾住在这里，这些都对胡适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适入学后就参加了竞业学会，担任《竞业旬报》的主要编辑。依靠报社的编辑费，胡适一方面得以贴补平时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这份工作也给他提供了一个锻炼白话文和展示自由思想的舞台。1909年，胡适毕业离开了中国公学，开始准备留美赔款官费的考试，次年赴美留学。

　　在中国公学三年多的求学经历，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出任公学校长

　　1928年3月，中国公学因发生风潮，原校长何鲁辞职。此时的胡适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积累了一定的办学教学经验。另外，胡适曾在这里求学，与公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1928年4月27日，中国公学校董会正式公推胡适为校长，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

　　1928年4月30日，胡适到校任职。此时的中国公学存在很多问题：学风差，学生经常闹事；学校规章制度不健全，甚至连校规都没有；办学经费紧张，情况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胡适在学校董事会和老师们的支持下，随即对学校在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状况，促进了学校发展。

　　胡适首先从组织和规章入手，制定了校务、教务会议组织大纲，成立了学校章程委员会。同时，改组了校董会，通过了《中国公学校董会章程》和《中国公学组织大纲》，对学校名称、宗旨及校长、董事等具体职责进行明确规定。

　　胡适从1928年暑假开始调整学校的院系设置，最终改为文理学院、商学院、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学院六个系。此举一方面便于课程的安排和学生的全面培养，另外，有助于节省经费，减轻学校经济上的压力。

　　继承“兼容并包”

　　在教师的选聘上，胡适继承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作风，遵循“不分派别，不限资格”的原则，将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标准，坚持不拘一格选聘优秀教师。例如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胡适也大胆聘用他为大学老师，诚如沈从文说，“这是胡适校长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

　　胡适认为“教育的成功，此实系环境所使然”，因此，他开除了一批不注册、不上课、打架斗殴、使用假文凭的学生，整饬了学风，树立了学校威信。同时，他积极支持《吴淞月刊》《中公学生》《中国文学季刊》等刊物以及各种学会的创办发展，活跃了学术气氛，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提高学术水平和表达思想的平台，为学校建设了良好的学风。此外，学校还积极倡导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每年春秋两季举办运动会，胡适曾为之创作《中国公学运动会歌》，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经过改革，中国公学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学校知名度和招生情况逐渐乐观。在胡适掌校的两年时间里，学生数目从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发展很快。学校原有的规模已经不能容纳学生现有的数量，为此得以扩建，开设了分校区，新建了校舍。

　　胡适的改革使得中国公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整顿，不算不尽力”，“如果胡先生能多做几年校长，再多尽一点儿力，将来把中公由较好的大学，升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也是意料中事”，这是当时学生对胡适治校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