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怎么看

　　京津冀地区有一个特定的区情，那就是三地经济发展的落差较大。无论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北京是一个高峰，天津次之，而河北与京津差距较大。根据特定区情和中央对京津冀的城市功能定位，各地在发展思路上做了调整，其中北京和天津由“极化”“虹吸”转向“辐射”“扩散”，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取向，而河北则把服务京津、对接京津产业转移作为重要方向。协同发展既凸显了北京的辐射、带动及对周边地区包容式协同，又体现了天津和河北主动融入区域空间布局，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提供空间和载体的战略取向。我们最近完成了对京津冀10个城市发展的评估研究，结果显示，近两年来京津两地的差距正在缩小，京津与河北的整体差距也在缩小，这反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区域整体发展的积极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围绕这一核心，津冀两地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即通过积极承接和对接北京的产业外移和功能外溢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对于天津和河北来说，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绝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引入新的要素、新的资源来激活自身体制和自身产业，通过吸引北京的优质要素，来激活自己的内部要素。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营造和提升承接和对接的层次，形成标准高、机制新、服务优的环境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以独有的比较优势和政策体系来营造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企业成长发展快的生态环境。

　　对北京来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并不意味着北京产业的空心化和功能的弱化，更不“抽肥补瘦”，而是通过“瘦身”来“强身健体”，实现自身产业的高新化和服务业的现代化。这种提升和优化是按照两个路径推进的，一方面是北京作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其成果向周边地区扩散和转化；另一方面，北京的金融、商务等服务功能在拓展和延伸，在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两年的实践，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但协同发展不是政府之间简单的协同合作，最终显现效果还要看市场主体。协同发展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政府间的协调，更需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是协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的动力源和可持续的关键所在。从去年开始，三地市场主体开始行动，陆续成立了40多个跨地区的产业联盟，联盟是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它们助推了三地产业的互补式发展，促进了企业、产业、科技和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让国家的重大决策转化成市场的自发行动，进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怎么办

　　1. 改革为首。未来三地加快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转变应排在首位，通过改革注入活力。对于天津来说，一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这一历史机遇，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提升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水平和质量。二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在这方面天津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通过减政放权和“十个一”改革，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体制机制障碍，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 错位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确立了三地的功能定位，这意味着三地不能再延续“大而全”的封闭思路去发展，而是要根据新的定位实施错位发展，依据地方特色，发挥特有优势，做出全新探索。天津根据“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在对接北京、协同河北、服务环渤海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各区县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通过错位发展来重新布局城市产业，释放自身优势。现已形成滨海新区——中心城区——区县三大板块优势互补、相互支撑发展的新格局。

　　3. 重新整编。协同发展不仅带来要素流动和产业重组，也会对区域的社会事业进行重新整编，为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发展构建全新的版图。这一新版图不但会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北京和天津的产业，也会带动周边不发达和欠发达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区域经济发展更均衡、更有活力，使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更繁荣，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和谐。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开启了新的篇章。其探索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是新一轮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科学地总结和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和路径，并作出理论的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