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然而带来的伤害却极为严重，以至于被称之为“恶魔抽签”。然而，即使仅有百万分之一到二的概率，也意味着在庞大的接种人群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会被“恶魔选中”，而成为“再也站不起来”的不幸者。一个人高位截瘫之后，不仅意味着其一生被毁了，也必然会拖累整个家庭，而使之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中。

　　很不幸，王红军的孩子成了低概率的不幸者，然而他们所承受的高痛苦，并不是来自于身体上，而是维权困境下的心理煎熬。疫苗生产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合格，而二审法院认为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而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则在没有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补偿25万元的处理决定；于是受害人则在三者之间不断的往返，互相踢皮球之下，维权就陷入了死结，现在似乎只有走申诉这一条路，实在不行再由行政部门向上级政府报告，后续如何恐怕将会成为一场拖不起的马拉松。

　　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维权者的唯一通道，若是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比如在进行医学鉴定并有确切的结论，证明高位截瘫跟接种疫苗有关系，那么药企就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补助。如果连购置一个普通的商品，遭遇了侵权行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何以法院以“不属于受理范围”而拒绝？

　　从卫生部门作出的补偿25万，到一审法院作出136万元赔偿的裁决，两者之间存在高达4倍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相似案例下，行政部门作出的超过百万的赔偿决定，何以各方的差距如此之大，其间究竟有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标准，有相对公平和平等的规范？但无论如何，即便从人性化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一个高位截瘫者给予25万元的赔偿，并在有明确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让其陷入在行政与司法诉讼的夹缝中来回奔波，成为欲哭无泪的苦主，都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近年来，疫苗不良反应事件高发，“恶魔抽签”让很多家庭陷入了困境，如何保护个体权利也成为公众之问。然而，无数人用健康与生命作为代价，并没有换来一个人性化的操作程序和赔偿机制，行政处分与民事赔偿之间混为一体，也就导致了个体的权利很难获得最大化保障。最重要的是，当行政一方存在差错之后，司法的路径也可能难以走通，于是维权者往往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相比于国外在保护权利上，行政、民事和刑事的“三驾并驱”，因内在民事赔偿上的短腿，也就导致了权利弱化状况难以改变，并无以从根本上筑牢权利保护的体制机制。

　　“恶魔选中”的不幸需要天使般救护，一方面在原则上要实现公平和人性，让每个权利者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统一而规范的标准，并畅通各种救济性的渠道，行政与司法之间要具有互补性，在行政作出的决定明显不利时，司法的判决对此应当有所兼顾。做到了弱势救助和公平正义，再辅以程序上的简便与快捷，那么“恶魔抽签”才不会成为权利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