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

　　近日来，一名外地女孩在医院因为挂号而落泪的视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坦率而言，虽然保安对票贩子疏于管理、甚至有意纵容的灰色现象令人愤怒，但在求医者爆棚、医疗资源又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医院“黄牛”现象的产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其实，北京警方针对票贩子、号贩子的打击，一直是非常严厉的。长期以来，公安部门、综合治理部门以及整个医疗体系，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些努力仍然不足以抗拒倒卖挂号的“自发秩序”。为了营造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避免病患由于其弱势地位而成为任人鱼肉的对象，一方面，决不能以“市场秩序”来将“倒号”现象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挂号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医院患者多、挂号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但除了人口众多的自然条件之外，其产生原因其实十分复杂。

　　其一是患者分流上存在严重的苦乐不均。患者向大医院、大城市高度集中，而相比于大医院的人满为患，我们的很多基层医疗组织，往往长期处于患者不足的状态。其二是过度医疗现象极为严重。大病小病都往好医院跑，有病没病都去寻医问药。其三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优质的医疗资源流动性不足，从而强化了大医院的竞争优势与汲取患者资源的能力。

　　相比于中国医疗系统有待理顺的机制，欧洲国家对患者的分流却十分严格、具体。一般来说，除了急诊之外，患者要先去基层诊所预约看病。如果基层诊所的医生认为该患者确实有必要前往大医院就诊，会为其预约大医院的诊疗时间（代为挂号）。如果不遵守这一流程，那么医保系统将拒绝为诊断行为埋单。患者将支付普通人甚至富裕阶层都难以承受的医疗价格。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同样如此，除急诊病人外，一般要经过一周左右的预约与等待时间，在此期间，病人只能通过医院的助理医师、护士的电话咨询来自我护理。大多数感冒之类的小病在一周以后，也就无需去医院了。

　　对于今天公共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社会来说，必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来获得医疗绩效与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上的平衡。一方面，要争取让大量可以自愈小病的患者不浪费医疗资源，尤其是不浪费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另一方面，要让多数慢性病患者在社区就近得到治疗，而不是挤大医院。为了实现这两者的目标，医保的经费报销制度必须向欧美社会的相关制度取经。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域广大且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的中国，我们也必须鼓励甚至强制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向地方流动，这其中既可以考虑通过物质回报来鼓励流动，也可以考虑在职称、资质评审的制度中施加以某些硬性的规定来促进流动。除此之外，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对于互联网医疗进行大力扶持，从而利用技术进步来发展远程医疗与保健体系。

　　中国医疗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不能通过在挂号大厅里玩猫鼠游戏来治标，而是要通过在医保制度、医生资质评审制度、医疗资源分配制度等一系列上的问题来治本。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