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5月10日《京华时报》）

　　“浙江一男童遭多名少年暴打”、“四川初中女生遭扒光羞辱”、“105中学女生被轮流掌掴”……校园霸凌非近年才有，却借着病毒式传播手段，将未成年人之恶，淋漓尽致展现在公众眼前。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校园安全”，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也公开表态“很痛心”。及至眼下出台“通知”，皆说明顶层设计已开始在整治校园霸凌问题上持续发力。不过，“通知”虽然初衷良好，但毕竟手段有限。这当然不是说“专项整治”不重要，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行为如果仍将之界定于“校园事件”的范畴，恐怕很难有个稳妥的出口。一方面，时下的“校园暴力”，已经超出了学校、教师能处置的能力范围。

　　一个共识越发清晰：荷尔蒙不是犯罪的理由，青春期也不是暴虐的藉口。

　　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则，校方要承担纾解校园霸凌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是“有限责任”。面对违法犯罪时，这个责任甚至是“相当有限责任”。二则，法律当兜底的事情，不能交给道德或心理教育去“和稀泥”。校园内法纪不彰，受害的还是守法的学生。

　　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自当也该有《反校园暴力法》。唯有“依法治暴”够硬气，“以德制暴”的努力才不至于显得骄矜无力。既然校园霸凌治理已被纳入议事日程，那就别让学校单打独斗，法律体系的构建、执法能力的养成，是纾解校园霸凌乱象的底线，亦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