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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与存在:语文学再出发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与前瞻
潘新和
//m.auribault.com 2015-12-09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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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生活”本体论:信仰缺失

  现代语文教育本体论是“应付生活”,与此相应的功能论是“工具性”:“……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认知深深烙下杜威印记。这里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社会生活;应付生活,即满足“谋生应世”之需(不包括满足人的言语本性、精神生活、自我实现需求等)。在20世纪初文盲充斥、民不聊生的时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缺失也显而易见:忽视人文、终极关怀——言语生命、精神思想的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当下受用”轻“文化涵养”等(这由蔡元培先生1912年甫一就任教育总长便废止“读经科”可见一斑)。语文教育失却文化、精神血脉,困顿萎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应付生活”本体论下,国文界将传统教育的精华与糟粕一锅烩了,在批判利禄主义的同时,对古典主义不进行具体分析便贸然否定。叶圣陶先生说:“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意在把书中的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一再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这是对古典主义有失公允的阐释,没有看到读经、史、诗词、古文等对人生、人格的滋养,是其题中之义、精髓所在。只看到“不讲当前受用”,忽视其“大用”:文化熏陶、立德养气、精神承传,以及培养内圣外王、立言者等,忽视其人文情怀、言语信仰的养育作用。殊不知,古典主义教育,单单一句“不学《诗》,无以言”,就足以点亮学子心灯,烛照人生、温暖终身。其作用胜过为“应付生活”“工具性”说上千言万语。这是时代局限使然,是学界的共识,并非叶圣陶先生个人偏见。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其本质是实利主义。强调语文“器用”性,以获取直接功利效益为行为准则。把语言(语文)理解为应付生活(物质、社会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应用化训练,取代古典主义教育,贬抑其生命性、人文性、精神性。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器。”——“应付生活论”“工具论”注重言语应用,使民众获得文化实惠,提高谋生能力,改善生存处境,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其重“技”轻“德”、重“利”轻“义”、重“器”轻“道”之弊端,终将日益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势必走向其反科举、反八股初衷的反面,殊途同归,沦陷于旧教育“利禄主义”泥沼。今天应试教育的嚣张跋扈,比起科举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考公务员热”等包含的逐利动机,便是实利主义教育哲学结出的苦果。始于反科举、为人生,终于为应试、为功利,是价值理性批判缺失的必然。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讲求“当前受用”,视语文为实用、应用技能。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等此类言论甚多。张志公先生谈中学生语文程度的三条要求:一是“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二是“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三是能运用基本的工具书。谈写作目的时说:“为什么要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了日常生活要用。”语文教育自然须求应用,但尤须培育言语精神、思想、人格,应以言语价值观培育为首务。实利当头,有“技”无“道”、有“文”无“人”,精神沦落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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