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潘世伟

　　GDP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尤其是后发国家,在其追赶型的经济发展中,GDP的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标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可见,重视GDP的导向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以GDP为标志的快速增长,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

　　不过,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首先,高速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的表征,从高速转向中速,将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阶段。其次,GDP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数量指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更要关注GDP之外的其他一些质量指标。因此,从GDP时代转向后GDP时代,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对我们来说,后GDP时代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要求我们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要努力克服唯GDP论倾向,消除对数量、规模、速度的偏好,不再以增长率论英雄、排座次,及时调整好由于经济发展阶段递进而产生的困惑、失落心理,逐步树立起以质量、效率、效益为取向的新的发展理念。

　　第二,要求我们改变发展路径的依赖。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忍痛割爱,逐步减少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对重化工业的依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对一般加工出口型产业的依赖、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在阻断原有发展路径的阵痛中,奋力开拓新的发展路径。

　　第三,要求我们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完成了从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从低端向中端的飞跃之后,必须尽快启动从中端向高端的历史性进军。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培育上面。努力使第三产业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增长快于传统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快于一般工业,新兴业态的增长快于传统业态,研发和人力资本等领域的投资增长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般贸易、服务贸易的增长快于加工贸易、货物贸易,财政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第四,要求我们确立评估经济发展的新指标。GDP的增长与否只是反映了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变化情况,就本质而言,属于数量型指标。在后GDP时代,需要在探索中确立一些新的指标,旨在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为此,我们需要关注劳动生产率指标,企业营利指标,研发投入指标,人力资本投入指标,科技创新指标,财政收入指标,就业指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生态环境保护指标,经济运行风险控制指标等等。并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些新指标来观察、研判和评估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

　　第五,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开放的力度。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经济发展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变迁,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的人格化代表,即企业家的力量、科技人员的力量。同时,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宏观规划、战略设计、政策供应、管理效率、营商环境、风险控制等各个方面,做好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提供后GDP时代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要的保障。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和开放力度,从错位越位转向定位到位,从正面清单管理转向负面清单管理,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事中事后监督为主,从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创新,从注重政府动力转向激发市场活力社会活力,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和激活以往由于体制机制障碍而被压抑的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尽快适应后GDP时代新一轮发展的需要,形成在经济发展更高阶段有效驾驭发展的本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