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倒垃圾并非顽症，如果涉及的监管部门都能尽职尽责，并调动全民监督，足可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故此，我们既要长远的制度防范，也应该有即时的监督利器。

　　巨量的垃圾在长江口“漂流”，借力涨潮，登陆江苏太仓和上海崇明岛——这是今年初以来沿岸渔民发现的异常情况，大量垃圾并非来自上游城市，而是归属100多公里外的浙江嘉兴。记者发现，垃圾不仅侵蚀沙滩和芦苇地，还威胁到附近的上海自来水水源保护地东风西沙水库。

　　又见以邻为壑，把长江当成垃圾场。去年5月，上海生活垃圾被偷倒至无锡市境内，嫌疑人徐某等4人日前在一审中分别获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据统计，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截至今年8月，各级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9693件约1.4万人。从这个角度看，长了“牙齿”的新环保法正在发威，但为何杜绝不了偷倒垃圾现象？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鲜垃圾上岸”，一名太仓市民如是说。如此频繁，究竟还算不算偷倒？附近市民能看到的情况，监管部门有没有看到？治理偷倒垃圾乱象，恐怕不能光指望司法机关在末端发力，判几个人，还得环保部门筑牢“堤坝”，起码要多巡查多预防，起码不能让偷倒者那么容易得逞。记者能看到，并查出了子丑寅卯，监管部门更要守土尽责。

　　此外，还要探讨偷倒垃圾何以常态化？处理垃圾耗时耗力，还需要场地，一倒了之多省事，这大概是偷倒者的逻辑。而在这背后，存在两种冲突。一种是垃圾围城与无力处理的冲突。当前，城市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可很多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却已饱和。另一种是迫切需要多建处理厂和民众反对的冲突。比如，今年4月，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通告，却因选址问题引发了群体事件。

　　两种冲突实际上可归纳为一点，即如何提高垃圾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政府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如果没有履行法定程序，也没有充分尊重民意，强行建厂势必遭到民众反对。同时，民意又是多元化的，即便所有程序都履行完毕，也可能仍有人质疑。对于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在疏导的情况下，更须强化监管，最大程度降低垃圾处理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提升公众的信任度。

　　我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据报道，德国已不再直接焚烧垃圾，而是积极推广新一代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通过各种机械、物理和生物处理手段，对垃圾进行精细分拣和再利用。整个垃圾处理过程，几乎能把普通生活垃圾中90%以上的有价值物质再回收，实现了垃圾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我们目前也在推进垃圾分拣与再利用，但不够精细，向发达国家看齐，尚有不短的路要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即便建造了足够多的垃圾焚烧厂，或者对垃圾进行了足够分拣，但仍有一些不法之徒，在畸形利益驱使下内外勾结，偷倒垃圾。这就需要提高其违法犯罪成本——正如有网友所称，在水源地倒垃圾与投毒有什么区别？

　　偷倒垃圾并非顽症，如果涉及的监管部门都能尽职尽责，并调动全民监督，足可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故此，我们既要长远的制度防范，也应该有即时的监督利器。把垃圾资源化，化腐败为有用，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