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当驻外记者的时候，发现当地看病竟然是不用挂号的。

　　虽然不用挂号，但是需要预约，打电话过去，说明什么症状，然后实名预约，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总的来说，不必担心约不上，但一般的病症，想要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的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至于急症，则可以去看急诊。

　　为什么不需要挂号也能基本保证秩序井然，没有号贩子来捣乱？

　　关键的机制在于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也就是说，医生凭借自己多年训练成就的专业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而且是相当高的收入。即便是在公立医院，诊费也是最主要的支出。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约3000新元（1新元约合4.62元人民币），一般感冒发烧到普通私立诊所的诊费是30～50新元，公立医院看急诊或专科的费用相对更高，除去政府补贴之后，个人支付一般也超过100新元。

　　诊费有高低不同。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可以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收取的诊费最低，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医疗水平和服务均很高。但即便是在一般的家庭诊所，患者预约好了再来，也不会乱糟糟。

　　新加坡的诊费中也包括列表内的基本用药，列表之外的药物才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医院里的药店独立运营，药品并不比社会上的药品贵，而且患者也有凭处方在任何地方买药的自由。加上医生有合理的收入，打击医疗腐败的力度也够大，医生基本不必靠多开药来维持收入。

　　反观国内，号贩子之所以有存在的土壤，归根结底在于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存在巨大牟利空间。挂号费几十年不变，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变得不伦不类。如果说是医生的诊费，显然太低；如果说不是诊费，却又是花钱买来的就医凭证。

　　让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辅之以严格的实名制挂号、信用黑名单制度等，才能让号贩子没有牟利的空间。

　　至于诊费的水平，怎样制定才算合理？不妨参考新加坡的计算方法，即根据医院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数据作为参数，来计算应该收取的医药费。这就意味着北京、上海、深圳的诊费应该高一些，一般二线城市则相应减少。

　　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还有其他许多好处，比如有利于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层级合理分布，减少医疗资源的滥用，不必小病也跑到三甲医院去；有利于保证诊疗时间，让每名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减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