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做腋臭切除术只需花1000余元，李勇（化名）来到成都成西医院。手术进行时，医生告知需加做两个项目。患者的父亲“当时很愤怒，感觉自己像刀板上的鱼肉”，但当时孩子腋下已经切开，怕影响手术效果，也只能无奈地刷了卡。手术完，院方给出的清单显示，各项费用合计6000元。（2月28日《华西都市报》）

　　不得不佩服医生把握加价时机的“精准”：当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已经成为被动的“弱势群体”，此时提出加价，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患者会基于手术安全与健康威胁的考量，只能无奈选择妥协，所以此时提出加价真可谓“恰到好处”。只不过，在“任人宰割”的手术过程中，患者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议价权与选择权，成为术中加价的“牺牲品”。

　　从医学角度讲，手术的风险及其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上了手术台也并不意味着手术价格已然板上钉钉，但这不能成为手术中加价的理由。乍一看来，此次事件中一次手术实现多项目同时治疗，倒也体现了为患者着想。然而，手术并非儿戏，需要医生提前做充分的准备，更应有所预判，哪怕是在手术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真的需要患者额外缴纳一些手术费，也要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补交手术费的事应该在手术结束之后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应在手术过程中“讨价还价”。

　　按医学常识，患者要进行什么手术，院方应当在先期检查和论证之后得出结论，其间是否应增加项目，有什么风险，也应在术前一并说明，并履行对患者的告知义务。然而在此次事件中，院方并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同意书上加做的项目都是手写添加的，事先并没有体现，而且，当时患者正在进行手术，为了手术的效果与患者健康，家属“不得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这也不是家属的真实意愿。因此，术中加价已经涉嫌“暗箱操作”和“变相胁迫”，因为院方没有赋予患者应有的知情权，而在患者“临危”之际，所谓的“选择权”和“议价权”已经名存实亡。

　　的确，术中加价颇有几分“绑架”和“讹诈”的意味。理论上说，在手术过程中，患者可以不同意、不签字，术前定好的费用，凭什么说加就加。但实际上，无论是患者本身还是在手术室外焦急守候的亲属，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跟医生说个“不”字，都得乖乖就范，听话交钱，这何尝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最佳诠释。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就成了被医方任意“宰割”的对象，在讲求透明、公开的医疗秩序背景下，这种以病人健康为“筹码”、逼人就范的手法，已然成为一种医疗“骗术”。

　　在医生眼里不能只有钱而没有患者，如果“意在财物，不本性命”，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就此次事件而言，原本应该是救人的手术刀，在某些无良的医生手中，却成了“宰人刀”。都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彼此的不信任，像这种“船到江心再要钱”的事，哪怕只是发生一两起，都足以让“信任”二字荡然无存，让所有患者对医生都产生先入为主的怀疑和防备。因此，严查术中加价行为，绝不仅是维护一两个患者的个人利益，更是在挽救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重塑风清气正的医德。

　　诚然，医患关系紧张之下，术中加价不仅使院方蒙上了一层“铜臭”，更因涉嫌变相勒索，而使医患关系愈发走向对立面，因此监管部门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对手术加价行为“动动手术”。首先，要启动追责程序，对于手术费“翻”了6倍，手术价格的变动究竟是否在合理范畴？可能的价格变动在术前有无充分的沟通与告知？显然需要追责。其次，对术中加价行为必须进行规范，医院在给患者做手术之前，必须进行详尽的检查、制订科学的治疗方案，减少手术中的随意性。至于如何避免手术加价遭遇患者误解，或是不良医疗机构利用手术加价牟利，则更需在医疗服务的流程管理与行业监管制度上加强并完善，绝不能允许手术台成为勒索的“道具”。

　　古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有云：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然而，术中加价或许正是“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对于这样的行为，除了道德谴责，更应加强监管和惩治，从而达到震慑效果，否则医患关系就会进一步“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