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北京之约 —

　　这就像部队行军，已经有侦察兵探出一条准确道路，再没有必要去走弯路。

　　——黄旭华

　　1958年的夏天

　　1958年8月，阳光炙热。

　　34岁的黄旭华疾走在首都北京街头。

　　此时，黄旭华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接通知说北京有工作任务，请他跑一趟。

　　黄旭华没带什么行李，想着忙完手头的事就可以回。上海家中，大女儿黄燕妮不到一周岁，刚出了牙，正招人爱。

　　报到那一刻，黄旭华才知道，要参与新中国核潜艇研制！

　　美国、苏联先后有核潜艇下水，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中央决定组建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改为〇九研究室）。黄旭华有过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被选中。

　　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核潜艇航行6万海里，这要是用柴油作燃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来拉。

　　核潜艇能潜在海底几个月，即使国家受到毁灭性核打击，只要还有一艘核潜艇，也足以给敌人以同样毁灭性的还击。所以，核潜艇的研制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机密。

　　领导提出要求，严守国家机密，甘当无名英雄，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打扫卫生。

　　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富强而奉献！这不正是抗战的炮火中，那个流浪求学少年郎的期盼么？

　　黄旭华热血沸腾，就地留在北京。

　　李世英对丈夫的工作有着天然默契。黄旭华不说，她也不多问，清点了丈夫衣物后，托人从上海带到北京。

　　就此，黄旭华隐姓埋名，开始与妻女四年的分居生活。

　　图纸与模型

　　成立不到10年的新中国，朝气蓬勃。

　　29人组成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真正的核潜艇什么样，大家都没见过，但就是有着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来华，我国再次向他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他傲慢地拒绝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国想造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

　　当月底，毛主席在与周总理研究发展尖端武器的时候，说出了鼓舞一代人奋斗终身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外界援助，面对前无古人的难题，黄旭华和同事们从调查研究入手。

　　他们在海量的杂志里，大海捞针般寻找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把零零碎碎的资料分析整理，汇总成为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中没底。

　　就在这时，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们非常兴奋，把模型拆了装、装了拆，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和他们凭借零散资料画出的图纸基本吻合。

　　这不验证了大家的探索嘛！没错，核潜艇就是这个样子！

　　仅用3个月，黄旭华和同事们提出了5个总体方案，其中3个为普通线型，2个为水滴型。

　　三步并作一步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是水滴型。

　　水滴，大海的一分子，能与大海融为一体；水滴型核潜艇，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

　　为了这个“美丽的遐想”，美国谨慎地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在常规线型潜艇上，再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

　　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是分三步走，还是一步到位？

　　带着方案，黄旭华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拖曳水池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刚建成不久，尚未通过验收，仪器仪表等装备都不齐全。

　　为确定水滴型艇水下高速航行时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带着一帮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水池长度只有100多米，有些试验无法完成，黄旭华提出，用人工增加激流的方法来弥补水池长度的不足。

　　反复进行了各种试验后，终于建造了一艘25米长的模型小艇，只容一人进去操纵。模型艇在北海走了一段时间，大家普遍认为，“这条艇，比常规艇好操作”。

　　黄旭华信心大增，毅然敲定核动力水滴型潜艇。“这就像部队行军，已经有侦察兵探出一条准确道路，再没有必要去走弯路。”

　　1961年11月，黄旭华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〇九研究室副总工程师。

　　1962年底，李世英调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