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娟正在安抚捐献者家属。　范丽芳 摄

　　沟通和协调是闫娟的日常工作，与火葬场、医院、医护人员、家属，民政局多方协调。在执行过程中，不成功的情况也占到多数，可能是因器官长期衰竭不符合捐献条件，或者是捐献者所在医院不愿意配合，还有的仅仅是因为死者亲属一句反对的话。

　　为了让捐献过程顺利，协调员首先需要获得家属信任，“只要换位思考，真诚对待，多数家属是比较容易沟通的。”但遭遇人身攻击和语言侮辱也是常有的事。而每次正当闫娟犹豫要不要放弃时，另一个家属的举动让她决定坚持下去。

　　“每次站在生命的转折点，工作的压力都让我无比压抑。这次却让我震撼和感动。”闫娟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和22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太原上学的小儿子打篮球时突发脑出血，生命戛然而止。从四川赶来的父母悲痛过后，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哥哥说弟弟生前就乐于助人，肯定也希望这么做。

　　这名死者捐出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三个被病痛折磨的家庭，闫娟说，“如果我们放弃了，等待救治的人就更没有希望了。”

　　三年间，闫娟与上百个家庭进行友善沟通，协助28个家庭完成人体器官捐献意愿，这些器官挽救了数十名等待移植的患者。像闫娟一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山西有38人，全国有2000多人。　范丽芳 摄

　　从2016年开始，民众对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几乎每个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急诊科都能看到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介绍。”闫娟说，三年间，她与上百个家庭进行友善沟通，协助28个家庭完成人体器官捐献意愿，这些器官挽救了数十名等待移植的患者。像闫娟一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山西有38人，全国有2000多人。

　　根据相关规定，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病情救治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排序。此外，从2012年开始，捐助者家属可以获得一次性的适当的救助款，用于医疗救助和丧葬补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