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灯灭了，门开了，高杰走了出来。

　　范先生的亲朋围上来，眼中是无尽的悲伤。

　　高杰轻轻说：“我给他刮了胡子。”

　　话音未落，四周已响起哭泣声。

　　高杰的眼圈红了，眼前又浮现起手术室里的情景。

　　无影灯下，是淡黄的光，范先生静静躺在手术台上，他已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仅仅45年。

　　四位医生一齐鞠躬、默哀，然后执起手术刀……范先生的肝脏、双肾、双眼角膜被医生取出，小心地放进器官保存箱。

　　39岁的高杰守候在一旁，陪着范先生完成惟一的遗愿——捐献器官。

　　高杰的眼中有不舍，但更多的是钦佩。这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医师，已经完成过500余例肝移植手术。他面对过太多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太清楚器官源的稀缺和珍贵。

　　手术结束，高杰的任务还没有完。这一次，他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不仅要见证捐献过程合法合规，还要保证捐赠的器官在到达患者体内前，健康、鲜活。

　　两年前，罹患脑胶质瘤的范先生，主动联系高杰，希望捐献器官，这是第一个联系高杰的潜在器官捐献者。此后，他们一起吃过饭，聊过人生，已成朋友。

　　高杰凝望着躺在手术台上的朋友，缓缓拿起剃须刀，仔细地刮去范先生脸上的胡楂，给他戴上金丝边眼镜。高杰想让朋友走得体面。

　　如今，范先生已离开两个多月，高杰的办公桌上仍然整齐摆放着他的病历资料，只是再没打开过。“他从未离开。这世上，还有5个人正在延续他的生命。”高杰说着，手指轻轻划过那份病历。

　　敢于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的人，心有大爱。将这份大爱延续下去，被高杰视作责任，在他眼中，自己的手术刀牵连着两个生命，一个是器官捐献者，一个是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相由心生。心中有爱的人，就会有亲和力。

　　“就找他看病吧，面善。”顺着王先生的手，妻子张女士看到的正是高杰的照片。

　　“你怎么现在才来？”看完王先生的检查结果，高杰表情沉重。

　　“高医生，我真的是肝癌吗？如果是……我就不想治了。”王先生绝望地摇着头。一旁的妻子，泪如雨下。

　　“只要你活着，就是一个家。”高杰注视着王先生，“我会帮你，咱们一起努力。”

　　这句话，让王先生燃起生的勇气。

　　从今年2月的肝脏肿瘤介入栓塞术，到11月敲定肝移植手术方案，每一步，王先生都积极配合，他相信高杰。

　　在肝移植手术前，张女士找到高杰，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丈夫手术的实施、危险性、预后效果等9个问题。高杰笑了，“你可真细心！别急，我一个一个解释给你听。”

　　11月6日，手术。

　　高杰托着器官保存箱走进手术室前，特意停下脚步对张女士说：“肝源特别好！我亲自评估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中途，医生将切除的坏肝拿出来给家属过目，足有7斤重，而正常人的肝脏只有3斤左右（肝脏因被肿瘤侵犯，重达7斤）。张女士吓得一头冷汗，如果不是高杰提前实施了肿瘤介入栓塞术，这么大的瘤子恐怕等不到手术就破裂了。

　　10个小时后，高杰走出手术室，冲张女士点点头，手术成功了。

　　术后3天，王先生从重症监护室顺利转回病房。张女士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传给高杰。照片上，一把年纪的王先生笑嘻嘻地扮着鬼脸。

　　丈夫一直没有发烧，没有并发症，胃口也不错，张女士特别感谢高杰，“做手术前，我就想过，即使人从手术室出不来，我也绝不会怪高医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张女士说，这句话，她一直没告诉高杰。

　　患者闯过“鬼门关”，高杰很开心，因为器官移植风险重重，面临着器官来源、受体排异、并发症感染等多种考验。

　　并非人人都如王先生这般幸运。

　　“今年元旦，我做的一例肝移植手术失败了。术后15天，病人死于并发症感染。”高杰说。

　　在高杰心中，与生命告别，是这人世间最深的痛。

　　1991年夏天，高杰14岁。父亲患鼻咽癌去世，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失去至亲的悲伤。主治医生的不假颜色，母亲的无能为力，冲击着高杰的心。“我当时就想，我要当医生，我要好好对待患者，好好对待他们的家属。”

　　这一点，高杰做到了。从医15年，从来没有一位患者跟他红过脸。“每一次见到高医生，我都感觉到了安慰。他常说的‘医患同心’，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张女士说着，眼含泪光。

　　当不得不离开，换一种方式告别，也许能冲淡一些悲伤。

　　“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如果能为别人延续生命，何乐而不为呢？我死时，包括皮肤和骨头，只要有用都可以拿去用。”高杰珍藏着一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面签着他自己的名字。他承诺，死后无偿捐献心、肝、脾、肺、肾、胰腺等全部可用器官。

　　当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了，高杰希望，自己能换来别人的新生。(汪丹 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