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德,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一位“不普通”的老人。1987年,他自费创办老年法制学校为村民普法,一晃就是29年。如今已94岁高龄的他,依然每月三次风雨无阻出现在普法讲台上。

　　木麻黄是海岸线防风固沙的先锋树种,盐碱里扎根,风沙中挺节。早春三月,《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东山岛,林建德老人指着漫山遍野的木麻黄感慨道:“大树底下好乘凉。其实普法也像种树,只要有人坚持播种,‘法律树’也会绿遍全国,那么无论我们的子孙走到哪里,都将得到荫庇。”

　与法结缘

　　林建德,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东山县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一家六口人,排行老三的他只读了四年小学便因家庭贫困早早辍学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有十多岁的林建德开始挑着担子到东山县城里卖番薯丝。“每一次到集市上卖番薯丝,我就把担子寄放给其他小摊贩帮忙照看,然后跑到西门小学趴在教室窗户下‘偷听课’,或者去县图书馆‘偷看书’。”林建德有些得意地说,“因为我穿的破破烂烂,经常被人赶出来,但我还是厚着脸皮‘偷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自己赚大了!”

　　“说不清那些文字到底哪里吸引我,但我真的是着迷了,一张破报纸,我也能翻来覆去读上好几天。”林建德告诉记者,由于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报纸上的很多字他根本不认得,“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做上记号死死记住这个字的模样,下一次看到它我就结合上下文猜测它的意思,遇到的次数多了,我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后来林建德进入一个米铺当学徒,这个老板有个亲戚懂法律,经常帮人写诉状、打官司,林建德就偷偷看这些诉状和答辩状。“原来法律可以用来帮人讨公道,但是法律究竟是什么,那时的我毫无概念。”

　　1956年,为配合宣传和平解放台湾,作为东山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组长的林建德,以东山岛寡妇村为素材,编写了《望夫归》小歌剧。1957年,《望夫归》被扣上了“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反革命”的罪名。不懂法的林建德,稀里糊涂中认了罪,被法院判刑5年。

　　1979年4月,已是57岁的林建德得到平反,被安排在县百货公司下属的信托公司工作。1983年,公司安排林建德前往河南讨要一笔欠款。讨债过程中,欠款公司百般推诿和刁难,甚至串通银行开了张空头支票想要蒙骗他。林建德万般无奈,随口一句“你们这是违反法律,我要上法院告你们”竟把欠款单位吓唬住了,急忙付清了欠款。

　　整整一个月的讨债经历,让林建德意识到,法律才是保护自己、维护正义最有力的武器。从此,那颗法律种子在他心中悄悄萌芽。

　埋头学法

　　1982年,退休后的林建德带领4个返城知青开了一所名为“政协综合服务部”的机构,帮政府解决知青就业难题,但没过多久,林建德的“政协综合服务部”却惹上了官司。“我这个服务部当时是在县政协的批准下建立的,但后来的领导却说我不是政协委员,不让用“政协”两个字,把我的店关了,把我自己投进去的资金也给没收了。”说起这事,林建德一脸义愤填膺,他认为自己有理反而吃了亏,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和普通老百姓不懂法,办事也不讲法。

　　另外,他还曾和一个老中医开办了“政协老年门诊”,义务为老年人看病。他发现很多老年人“心病”大于“身病”,子女不孝、老人被弃养、遗产纠纷成为困扰老年人的“病根”。林建德很想帮助他们,但发现自己毕竟不懂法,要帮助他们,就得自己先成为知法者,然后才能成为传法者。

　　1985年,63岁的林建德自费报名参加法律函授学校,成为当时学校最高龄的函授生。接下来的三年时间,林建德一头埋进了法律书籍中。把法律函授教材看完了,他就自己去买法律书籍来看。

　　“那时他的工资才30多块,报名费就要50多块,加上又买书又订报,都说不清花了多少钱了。”林建德的老伴高银英对记者抱怨道,“那段时间他除了读书就是看报,亲戚邻居来串门他也不理会,每天趴在书桌前看书,脖子都低了。”

　　林建德的脖子有些前伸,头总是低垂着,原以为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后来才得知是常年看书造成脊椎变形。

　　林建德总是调侃自己说:“我脑袋里的法律知识越来越重,我的头才会越来越低。”

　　日常生活中,林建德平时戴着一付200度的老花镜,看报读书时还得加戴上另一付1200度的老花镜,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握着高倍放大镜,将放大镜贴着书页,再埋下脑袋将眼镜片贴着放大镜。“我的眼睛连眼前的人都看不见了,不过幸好还能够看书、学法!”

　　记者走进林建德的书房,桌子上、橱子里都是书,而且大部分是法律书籍。小小的书桌上,一盏老式台灯分外明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林建德近30年如一日,脸贴着书本、拿着放大镜伏案苦读的样子。

　　林建德说:“我的坎坷经历告诉我,让老百姓知法、懂法、依法办事是多么重要。我身边很多人,活了一大把岁数,经历了很多,自以为什么都懂了,但他们不懂的恰恰是法律,所以我不仅自己学法,我还要带动所有人一起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