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特雷莎·梅女士都能满足英国各界对于唐宁街10号新主人的哪怕是苛刻的想象和要求：中间偏右的政治形象、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和牛津的精英教育背景、完整而丰富的从政经历、精明强硬的个人风格，甚至连极为挑剔的英国媒体也挑不出她什么毛病来。在脱欧派内讧后，梅女士的“无懈可击”便帮助她在保守党内的竞争中轻松地建立起领先优势。

　　当前英国的最重大任务是要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从脱欧后产生的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新首相的产生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近两个月，表明英国正在尽力通过消除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来向市场、民众和国际社会释放出稳定的积极信号，只有尽早“拨乱反正”、重回正轨，英国才有底气和能力来应对未来的巨大挑战。保守党在迅速缩小分歧、显示团结并在权力交接方面表现良好，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但接下来的内部稳定和外争权益仍然是横亘在新政府前路的巨大关口。

　　帮助特雷莎·梅深孚众望的还有更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乃至西方政坛叱咤一时的“铁娘子”撒切尔首相。撒切尔实施的内部改革和对欧、对外的强硬姿态，曾刺激出英国的短暂“中兴”时期。除了同为女性并都衣着考究外，撒切尔和特雷莎相似的个性、施政风格和家庭出身都被作为将两者类比的依据。但两位女首相面临的挑战和环境已经不同。特雷莎能否成为英国政坛上的另一块铁，首先还得在脱欧谈判这块砧板上试试火候。移民问题是有可能导致谈判艰苦、延宕甚至无果而终的最大障碍。特雷莎受到英国民众青睐的强硬移民政策，恰恰是欧盟方面的最大关切。如何在“确保英国最大利益”的谈判宗旨下，谋求英国民众关切和欧盟压力之间的平衡，是对这位女士和英国政府的最大考验，仅仅靠强硬则解决不了问题。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则会演变为特雷莎和立场同样强硬的斯特金女士之间的长期斗争：尽管目前英国和欧盟方面都不希望苏格兰和北爱问题出来搅局，但后者对欧盟成员资格的追求会将国家分裂问题的阴影长期笼罩在英伦大地上。

　　如果特雷莎首相和她的政府要“更好地规划英国的未来发展”并为此承担责任，那么她就应该有看待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新高度并帮助那些对此感到不适应的英国民众明白：人才和劳动力的持续进入是英国老龄化社会维持发展所必需，成为一个更小或更老的英国显然都不应当是脱欧以后应该走的路。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特雷莎女士坚持其前任卡梅伦有关英国“不会走向孤立主义”的承诺，中国等其他经济体也将成为英国在离开欧盟后更重要的伙伴。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愿景，植根于双方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共识和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不应当随着卡梅伦的离去而受损成色，也不应当被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分歧所绑架，而更应当在特雷莎首相、哈蒙德财政大臣和约翰逊外交大臣的手中精心打磨、增光添彩。毕竟这是英国要维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的利益所在，也是一个自认为伟大国家的政府所应当信守的政治承诺。（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