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最重要的是增强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核心价值理念的重构、文化价值符号的强化以及文化程仪的完善。近年来，中央相继设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正是这种文化程仪完善的见证。这是一个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这个体系包含了对先烈的纪念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也应包括对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谢伏瞻同志向前来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的俞正声同志建议，要充分发挥河南根亲文化优势，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国家层面。谢伏瞻同志的建议，立足于扎实的学术基础和河南的具体实践，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建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要强调民族性和现代性。中国历史上对先祖先烈的纪念是有传统的。《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反映了在先秦时期对先人纪念的主要形式是“祀”，即祭祀、祭拜，以一定的程式，庄严肃穆地纪念先人。从儒家角度而言，《礼记》较为基础地记录与规定了这种纪念的形式和目的。“祈”即求福，“报”即报答，“由辟”即避祸，并以郊、社、腊等祭祀形式，对不同的对象进行纪念。所谓的“祀”与“戎”，是一个政权实体的“立德”与“树威”，这是一个政权合法存在的基础。因此，在长达数千年间，中国封建政权长期设有“礼部”，并在正史中对祭祀等活动进行专门的记述。礼的建设是一个政权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礼的形式尤其是对先人祭祀的形式在京师有“帝王庙”，在地方专门有中央指定的祭祀场所。所谓家祭有祠、国祭有庙，形成了特定的祭器与祭仪。我认为，包含对历史的、人文的、民族的、近代以来的相关的纪念体系，应该称之为“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这一体系的建设，不但要把国家先烈作为重要的纪念对象，也要把对民族中历代有重大贡献的先人先祖的纪念纳入进来。在纪念的形式上，不但要体现传统，也应结合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吸纳更多的域外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用更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纪念礼仪体系。因此，在这个体系的构建中，不但要强调民族性（中国特色），也要强调现代性（世界性）。

　　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的建设要达到“三个高度”。一是要达到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构想。中国梦是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鼎力柱，是追寻中国历史高度再创新辉煌的大目标，是在民族与国家的良性重合中领先世界的新使命。在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在软硬件的建设上，要齐头并进，尤其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完善纪念礼仪的建设，构成反映大国风范的纪念礼仪。二是要达到“创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共有精神家园不但涉及全体国民，也包括台湾同胞与海外华人。所有华裔族众的精神符号的强化是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走向未来实现新的崛起的需要，以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影响世界走向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的建设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三是要达到“文化强国建设”的高度。文化强国是民族复兴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引领世界的体现。文化强国建设涉及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而构建与文化强国相吻合的礼仪体系更是当务之急。礼仪体系有更为宽泛的内容，纪念礼仪不但要反映民族的信仰，体现民族的走向，而且应具有世界影响力。当年的汉唐文明曾经引领世界，让当代的文化强国中的纪念礼仪体系建设达到引领世界的高度，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对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应上升到国家层面

　　中华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符号。中华人文始祖以“三皇五帝”为代表，“三皇五帝”虽有多种说法，但伏羲、女娲、炎帝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说法最为流行。近年来，在全国各相关地已形成了对“三皇五帝”的祭拜活动，如甘肃天水和河南淮阳对伏羲的祭拜，湖北随州、陕西宝鸡、湖南炎陵对炎帝的祭拜，河南新郑、陕西黄陵对黄帝的祭拜等，这些活动大多为省级规格，肃穆庄严，反映了各级党政部门的文化担当意识，以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人文始祖的深情怀念，值得肯定。这说明中华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符号，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这种超越体现了两岸的超越、海外华人的超越、党派之间的超越，以及不同宗教信众的超越，具有一统性与凝聚性。对人文始祖的纪念在历史上已形成传统，对纪念对象、祭拜地点都有相对明确的说法，因此，对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可以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对纪念程式进行一定的规范和提升，将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始祖的纪念上升为国家级。

　　中华人文始祖中最具代表性者为黄帝。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二十四（五）史作为官方文献的代表，反映了国家的历史，这套文献以《史记》为首部，《史记》中的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则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其贡献是综合性、全方位的。黄帝的贡献较之炎帝的单一贡献更加全面，较之伏羲的初创更加成熟。黄帝作为上古时代的符号，不仅是一个相对广阔的部族联盟首领，其所体现的文化特点，如国家的一统性、政体的开创性、文化的创造性、思想的代表性，都与后来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后世所构架的民族血缘谱系均与黄帝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千年来，黄帝与中华民族的人文与血脉传承，是其他人文始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把对黄帝的纪念作为对中华人文始祖的国家纪念活动，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要将“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诞辰纪念大典”作为国家纪念礼仪活动。祭拜大典反映的是传统形式与话语体系，而“纪念大典”与先烈的纪念、对遇难同胞的怀念都是相互吻合的现代话语体系。我认为，不要局限于“祭”与“拜”，而要从国家文化的大格局着眼，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为主导，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具有当代意义的纪念礼仪架构。在名称、形式、内涵上，都要体现古与今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国与世界的结合，以及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我们之所以强调诞辰，反映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对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梦的期盼，因此将“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诞辰纪念大典”作为国家纪念礼仪活动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黄帝诞辰纪念大典，放在黄帝故里是首选。新郑黄帝故里具有传统文献的主流性、史迹文物的丰富性、巨石岩画的独有性、考古发现的参照性、专家论证的权威性、拜祖大典的高端性等六大优势。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提升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诞辰纪念大典”，由国家举办，势在必行。（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首席研究员，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