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发话说，大家实话实说，我为何能得天下，项羽为何会失天下？部下回答不得要领，刘邦干脆点破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刘邦这番话，后来就成为“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最好注脚。但是，这里说的还只是“得人才”的功利性。那么，“得人才”所以重要，仅仅在于打江山、坐天下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坐定天下之后，工作中心应该逐渐由立国转到治国上来，而且人才战略的重点也应相跟着转变。其实，刚开始刘邦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对陆贾等人引述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念有些不耐烦，斥责说，老子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到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也不客气，反问说，您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能在马上治理吗？刘邦这才有所醒悟，并让陆贾将前朝存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

　　在中国公共权力建设史上，从奴隶制度社会开始，到封建制社会终了，其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周代历时最久，长达八百年。说起来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尚贤事能。对此，《墨子》一书曾用上中下三个篇幅，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墨子回答说：“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从历代有识之士对墨家思想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尚贤事能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不在于一时富强，而在于长治久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说，一个国家能否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心向背、民风善恶。民心和民风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教化，根在用人。教化与教育之不同，关键在于“化”。“化”是无声的，渐进的，比硬性灌输有效而又深刻。什么是教化？就是“教行于上，化成于下”，上行下效而蔚成风气。贤者在位，率先垂范，能者在职，为人师表，民间风尚也就会趋于良善。倘若用人不贤，奸佞当道，就会腐败恣肆，流毒天下，以致世风败坏，社会动乱，国将不国。所以班固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由此看来，尚贤事能不单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也是德化天下的需要。

　　举贤良与化民风是相辅相成的。贤才的典范作用能促进社会风尚的转变，教化的推广又为培育贤才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大至邦国，小至郡县，莫不如此。就今而论，一个单位风气正不正，考核要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看这个单位选人的程序是否公正，任用的干部是否贤能，领导的表率作用发挥得如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