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发展方式对经济新常态的适应性，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中因产能错配而形成的大量过剩、无效和低端产能成为矛盾焦点。今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去产能被列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首位。“去”是为了更好地“增”，要通过去产能为新动能的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创造条件、开拓空间。

　　一

　　具体观察，产能错配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供与需错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需求结构升级而供给结构未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导致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从国内需求看，一方面，大量产能过剩，许多产能市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庞大的需求规模性“外溢”。2015年我国居民出国出境达1.2亿人次，国外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六成左右是商品消费。国外境外消费大幅增长，“海淘”现象持续升温，既充分说明国内需求依然旺盛，也反衬供给不适应需求变化的严峻现实。从国际需求看，尽管全球贸易处于低迷期，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仍然活跃，这与我国出口以低技术含量和初级产品为主体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综合分析供需两端，既有供非所需的错位，也有需却缺供的短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居民绝大部分已实现由“过日子”向“过好日子”的转变，追求生活品质已成为普遍的目标取向。反观供给结构，未能及时对需求变化作出适应性和灵活性应对，既未充分跟随消费升级步伐提升供给品质，也未能及时回应社会结构深刻变革而出现新的市场需求。公共服务、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需求激增，但这些领域均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

　　质与量错配。主要体现在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却依赖进口。钢铁行业产量大与进口量大长期并存。2015年我国钢铁产量为11.2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其中粗钢产量占全球比重接近一半，但我国精钢特钢等优质钢材仍需大量进口，当年进口钢材达1278万吨。近年来，我国粮食呈现出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怪异现象。其中的原因，既有品种结构的不适应性问题，也是因质量品质长期处于低位而被市场无情挑选的结果。“喝澳洲奶（粉）、吃泰国米”，体现的是消费者对品质择优而逐的行为取向。质与量错配，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充分表明长期以来推行增量扩能的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紧与松错配。资源约束趋紧与过剩、无效、低端产能严重浪费资源并存，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尖锐矛盾。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探明化石能源资源人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将长期存在。过剩、低端和落后产能又多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低收益行业。相当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这些产能的扩张，尽管一定意义上讲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二

　　有效化解产能错配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矛盾和问题，是去产能的重要切入点。去产能表面上看是做“减法”，实际上是做“加法”与“乘法”，根本指向在于通过去产能促进新增长动能的形成，切实把经济发展转换到产能规模适度、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上来。

　　以减促增。顶住经济过快下行的压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化解过剩产能是必须搬掉的“拦路石”。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摊薄了行业利润。产能过剩还扭曲了要素资源配置，压缩了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空间。过剩产能不减下去，经济增长新动能就难以顺利生成。去产能的首要任务是压减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湖北决定要用3年时间压减300万吨粗钢产能，用3至5年时间压减800万吨煤炭产能。这是根据行业产能实际作出的减量安排。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上下功夫，将产能规模控制到一个合理的区间，用腾出的宝贵资源和空间，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培育绿色增长动能提供支撑，从而厚植湖北新的发展优势。

　　以调促增。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更多要依靠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产业结构低端与产业发展失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竞争力提升的主要症结所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能否顺利找到新动能的关键。湖北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占比大；工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占比大；要素投入结构中，资源能源、劳动力等一般要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支撑湖北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多数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和传统产业，去产能任务重，转型升级压力大。面对结构性问题，调整转型越快，增动能才越有条件，发展空间才会越大。特别是当前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的激烈竞争态势，只有推进产业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跃升，才能赢得发展先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湖北制造”向“湖北智造”转变，不断推动经济迈向“双中高”，才能集聚湖北率先崛起、换道超越的强大动能。

　　以合促增。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是化解过剩产能、培育新增长动能的战略性举措。过剩产能不全是落后产能，传统产业不等于夕阳产业。加快推进国际、国内产能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深度参与区域与全球分工的必然要求。截至2015年底，湖北已有620多家企业走出去，涉外投资超过60亿美元；目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合作重点项目有40个，投资总额达140亿美元。可以预期，随着国际和国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加速整合，各国、各区域间开放合作的利益交融关系将日益凸显，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着眼国内，要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重大战略实施，推进省际产能务实合作，实现错位发展、差异竞争，避免产业结构同质化而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放眼国际，要主动抢抓“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机遇，加强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鼓励湖北优势企业“走出去”，通过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以创促增。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由于要素投入受环境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约束较大，转换发展动力、培育潜在增长动能，必须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践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主要环节。近三年来湖北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维持在2%以下，虽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领先优势，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湖北要在去产能过程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就要紧紧依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当前的工作着力点来看，要更大力度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以创促增，让新的增长动力源泉充分涌流。一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动力与活力。企业自主创新创业是创造有效供给、开拓消费市场的基础和依托。企业活，微观经济活，整个经济才能活，必须更大力度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二是紧盯经济转型升级的高端和前沿。一方面，大力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开展“互联网+”行动，促进不同领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经济，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服务，形成新的增长点。三是着力增加制度有效供给。制度红利是最丰厚和最持久的红利，增加制度供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必将促进湖北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作者单位：省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