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既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背景对国家未来改革方向、发展道路的系统思考，又是其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方略的总体部署。中央多次提出要深入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领会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并将其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我们认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难点在于分寸的把握，实践中需着力把握好四个平衡。

　　创新和初心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学习、引进、借鉴和创新西方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的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西方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潮的涌入，激起了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和震荡。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试错成本太高。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善始慎终殊为不易，难就难在人们常常因走得太远，而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让人民富裕、让民族振兴、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能把提高国力的手段与推行改革的意图混为一谈。转型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充分证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家治理过程中盲目的拿来主义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只有不忘初心，方能得以始终。“四个全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藉此坚守希望党永不变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初心。

　　地方和中央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通过政绩考核和政策扶持来调控和激励地方，形成了晋升锦标赛式的央地关系。由于经济绩效排名对地方官相对政治位置、财政激励及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立竿见影，而“四个全面”则是一项长期、艰巨、触及地方利益的工作，成效难以量化。因此，有人认为把精力投入政治工作会直接影响任期收益，还有人认为千秋功过最终还是以老百姓收入是否增长为准。这种央地间视角的差异正是政令推进过程中，运动式响应、模糊化解读和间歇式推进现象时有发生的原因。

　　“四个全面”的提出，反映了中央对地方考核标准的变化，即考核指标由单一的经济排名向着对党忠诚、人民拥护、绿色生态和经济绩效并重转变。单指标的制度设计容易将地方工作重心片面化，只关注局部利益，而“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则为全体官员指明了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看问题的全局观，表明了中央意在锤炼地方干部“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胸怀。为增强实效，实践中应着重从全局高度进行制度创新，加强党政间、央地间、区域间的协同。

　　私利和公权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思想的驱使下，公权力开始被定价，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筹码。有人认为自己所劳大于所得，额外拿点是合理的；有人认为大家都这么做，不做就是吃亏；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利益刺激才有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管的太紧就没法开展工作。都认为公权私用是大问题，都认为亟需整改，但一旦真触及自身利益，就发现：部分人的改不是真要废除公权交易，而是要废除交易过程中的定价不一致。这也正是“四个全面”推行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撂挑子不作为、缺乏工作热情的深层次原因。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四个全面”的意义在于提醒每个党员干部：对公权力应时时抱有敬畏之心，不能忘记权力来自于人民，你的才华和能力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人民给予了你展示的平台。当然，在推行“四个全面”的过程中，在严肃公权力的同时，也要正视党员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激励和问责并用的方式把它们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一方面，在利益分配上不搞一刀切，可以参照工作实绩，用多样化的利益杠杆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规范监督和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关系与制度的平衡。关系文化是中华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借关系谈感情、借感情谈事情、借事情来完成利益交换已成为全社会司空见惯、深恶痛绝却不得不做、甚至会主动去做的行为。久而久之，不走关系办不成事的思想深入人心，逐渐形成各种团伙帮派和利益集团，并进一步混淆了整个社会对合理与不合理的评判标准。在此形势下，推行“四个全面”面临两难选择：制度过严，大家不适应，影响工作积极性，制度过宽，缺乏威慑力，很容易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

　　科学化是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方针，也是平衡关系和制度的理想抓手，落实到“四个全面”过程中：一是标准要科学，要结合国外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现实的国情党情，拿出实实在在、易于落地、便于量化的考核标准；二是执行要科学：要结合中央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方针，将原有各项工作进行流程再造，层层落实主体责任；三是考核要科学：要把考核与问责结合起来、一视同仁，不搞过场化考核，做到真严、敢严、长严；最后，还要时时警惕以科学化为名，形成新的更隐蔽的潜规则和圈子。（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