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保障国际金融稳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公共产品。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对金融溢出效应极为关注，期待通过国际协调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和应对。对此，G20历届领导人峰会都将应对国际金融挑战及问题列为重要的议题，G20还组建了金融工作组，并且不定期召开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讨论金融热点问题，体现出国际金融秩序问题在G20峰会中的重要性。

　　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架构总体上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两大支柱。长期以来以G7为代表的发达大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等四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份额中占据90%以上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的运行中拥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G20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点在于，推动解决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治理机制暴露出来的新问题。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促使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已接近半壁江山，发达大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突出。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确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两大机构的量化改革目标。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要求在首尔峰会前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2011年G20戛纳峰会就建立更为稳定和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重要共识。然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未能及时推进，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再次重申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紧迫性问题。

　　近两年来，持续推动金融危机以来确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成为G20成员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201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已从今年1月26日开始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资源的增加及治理结构的完善。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发展特别提款权（SDR）成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在G20峰会机制下倡导推动的重要内容。2015年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此举有望促进SDR的稳定性及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未来将增强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之后，中国正式接任了G20峰会主席国，将在杭州召开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第十一次G20领导人峰会。尽管近年来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国际金融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减速分化的背景下，美联储由于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及全球经济波动加剧而对加息犹豫不决，欧洲和日本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大国货币政策差异引发的负面溢出效应备受关注。

　　加强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协调，减少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成为2016年杭州G20峰会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效率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空间在缩窄，G20成员国需要着力推动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负责任的金融货币政策，避免货币出现竞争性汇率贬值的问题，避免货币政策出现负面溢出效应，同时，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为宏观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中国还将延续历届G20峰会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方向，继续倡导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的治理机制改革。

　　一方面，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将重点推动SDR的使用，推动各成员国发布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倡导发行SDR债券等。另一方面，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快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通过份额调整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占比，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