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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的共同体智慧
张立文
//m.auribault.com 2016-04-1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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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学与洛学同为理学的创建者、奠基者。程颢智慧创新理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学风、新称谓;张载则阐明理学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导理学为学思辨和笃行的纲领,也是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宣示。其《西铭》以天地为人类父母及民胞与物与的思想,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天下确立共同体文化价值,并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孝亲、仁民、爱物的共同体的本根与“太虚即气”的形而上学相融合,构成体用一源的共同体核心观念和理论思维体系。

  发扬关学共同体智慧,对体认当今的时代核心价值将有所裨益。

  “仇必和而解”的智慧。张载绍承《周易》和儒、道、墨等家思想,著《正蒙》和《横渠易说》。他在注《周易·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时说:“万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为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贞。”君子只有从“与时消息”“精义时措”、性命顺、天德躬这三个维度上真诚笃行,才能保合太和。张载又和合儒家的“和为贵”“君子和而同”,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以及墨子的和合思想,智能创造为《正蒙·太和》篇:“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把太和作动态的、辩证的形而上学的诠释,又把气本作形而下的交感而生聚有象的阐发。作为客形客感有象的事物,便会产生对待或矛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现代价值。在当前世界不太平,各种冲突危机多发,局部战争、动乱、恐怖袭击屡发不断的情况下,唯有以“仇必和而解”的精神和智慧,以和化解仇恨。之所以有仇恨,张载认为都是出于“爱恶之情”和争夺物欲之利的结果,只有转爱恶之情为仁爱,转物欲之私利为公利,才能使世界和谐,人人安居乐业。

  “为生民立命”的智慧。仇若不化解,生民的性命就不能保障。关学的人生抱负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为万世开太平”,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百姓。张载及关学学人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天下的视野、崇高的价值理想、高尚的伦理道德,处处事事以民为本,本固才能邦宁。然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破产,即使丧失土地,却照样纳税,农民苦不堪言。为化解农民疾苦,张载试行“井田制”。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有得平”。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限制大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特权,企图解决当时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因此,他主张革新变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既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法为民为国谋利,民与国通达而长久。通与久的有力措施是使民得到土地,这是“养民之本”。吕大钧提出:“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如何保民存恤,张载主张改革赋税,“取之不如是之尽,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数”。行什一税法,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生民立命。

  “民胞物与”的智慧。“为生民立命”的精神支撑是“民胞物与”,这也是其共同体思维的基础。《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妙合而凝成人身。人体与万物之体虽各异而分殊,人性与万物之性亦分殊,但都禀天地之气与理而理一,故解为“理一分殊”。既然人人皆禀天地的理气,全人类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人的体、性与天下万物的体、性均本于天地而无不同,所以天地万物,若动若植,有情无情,都是我的伙伴朋友。这是“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博大情怀,人文悲愿。王夫之说:“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与民必仁,于物必爱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这便是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传承。张载“民胞物与”的共同体智慧影响了两大哲学家。朱熹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我的心正气顺,天地的心气亦正与顺。王守仁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在当今人与自然发生严重冲突、生态危机危害人类之际,民胞物与是古人顶层设计,启发今人觉解,对天地间草木禽兽、水土山川都应该像爱护人类自己一样爱护它们,与人类共生、共存、共立、共达。

  “心统性情”的智慧。民胞物与,体现一种伟大的爱心,“仇必和而解”,也必须有一种和爱之心,才能和解。心如何统摄性情?就关联心与性、性与情、心与情的问题。张载面对以往形形色色的性恶论、性善论、善恶混、性三品说等观点,度越前人,独辟蹊径地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既坚持了性善论,又诠释了恶的来源与善恶统一论。后来朱熹赞扬说:“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故此“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气质之性既是性,又包含了情。所以张载逻辑地提出“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凡有形体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性,有性便有情,两者互相存有,而不分离。情是性的发动,形色是情的发动。情是心理的情感活动,如喜怒哀乐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情则是实事,喜怒哀乐之谓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乐者如此乐之哀之,莫非性中发出实事也。”喜怒哀乐情感活动行为的发生,便成为事实,即情感活动的物事化,此物事化的情感行为未必是恶,如果“皆中节谓之和,不中节则为恶”。善恶的标准是发而中节与否。不中节是因为“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杂以伪也”。由于情与伪互相感应和掺杂,使情昏蔽为恶。若以爱心、善心来统摄性情,性与情皆为善。张载认为:“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今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横渠云‘心统性情者也’,此语极佳。”心之所以是主宰,是因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尽管“心统性情”引起宋明理学家的不同诠释与论争,但以“仁义礼智根于心”,心具四德之善,以四德之心统摄性情,性情亦为善而非恶。张载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髓,从心这个根底上构建道德的本然和应然。

  “为往圣继学”的智慧。关学不仅有自强不息的求道精神,而且有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蓝田吕氏生活在“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有鉴于此,吕大临叹道:“呜呼!去圣远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为求索未明的大道,去对待圣人之学的疑惑,纠轻义之学,使往圣的斯文大明于世,恢复先王的流风善政,普泽天下。蓝田六兄弟间废寝忘食,“相切磋论道考礼”。他们从礼契入,多层面诠释大道和考索礼义。吕大临认为,礼之本在于“修身正心貌言”;礼的效用在于“节文乎仁义者也”,“使强弱寡众群而不乱”,“修小过小不及”;礼的规范在于“今人之所备所能,并不在于贵贱”;礼的体则“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加于乡射”。从礼的本、用、体和规范等方面,弘扬往圣礼的内涵。张载志道精思,以礼教化培养人性。“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礼义立也”。这就是发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从礼的行为规范、伦理规则到形而上的继绝学之道的探索。吕大临说:“中者,道之所出,天道天德降而在人,谓之性,性无内外,皆一体。”中不仅是道之所由出,而且是性和天道。吕大临揭出“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把中升华为形而上本体。从中为形而上的大根本出发,逻辑地认为中为道之所由出。尽管程颐认为“此语有病”。但吕大临依其对《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体认和觉解,坚持他的观点,这是程、吕两人之别,也是其独具匠心的创新,这是关学共同体智慧的源头活水。

  经世致用的智慧。如果说《正蒙》《西铭》是以形而上学为主而不废形而下的话,那么,其道与礼融合,道与器相兼,是关学精神智慧的实践特色。关学注重研究天文、兵法、医学等实践,在探讨自然科学中,张载发展了西汉以来的地动说。他少时喜谈兵,时因宋西部常受西夏侵扰,人民的生命财产常遭杀戮和掠夺,他曾写信给时任陕西招讨副使的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他曾计划联络一些人,组织武装力量夺回洮西地方。他试图进行军事变革,化解北宋积弱局面。吕大钧作《世守边郡议》,主张“使边郡略法古意,慎选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调收入,一切不问”。以使边防“安静不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关心黎民疾苦,为民办好事。在吕大防与范纯仁共相时,事事关心人民之利。吕大防在任永寿县令时,力排众议,将远处的涧水引入县城,解决百姓无井缺水问题,百姓感其恩而称“吕公泉”。他在任青城知县时,一改利用“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的刻剥百姓输租之法,化解了百姓“虽病而不敢诉”的不合理制度。他认为治国方略应以“养民、教士、重谷为国家之本”。其《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聚会应事等,是关学经世致用共同体智慧的具体体现。

  关学共同体的精神智慧,既是化解北宋时诸多冲突危机之道,体现了当时时代精神,亦是理学核心话题的共同阐发。即使随历史的车轮,已过去千年,然其精神智慧却是中华民族文化哲学宝库中一朵璀璨的鲜花,在当今仍然发出其灿烂的光辉,若化作化解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利器,则大益于振兴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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