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家乡小镇的过往有两个深刻记忆。一个是镇上影剧院的游戏厅，尽管这家影剧院一年难得放几场电影，不过并不影响门厅处电玩事业的繁荣，1元两个游戏币，3元零花钱可以玩6次；另一个是开往城里的中巴车，从供销社门口发车，供销社就是镇上的CBD，中巴车坐满人才发车，常常超载，走走停停，路上拉客。小时候我常常晕车，坐一小时的车吐了一地。

　　这两个记忆分别反映了小镇的文化和交通。后来，老影剧院拆了，新影剧院盖起来了，看外面的海报，它居然也会播放城里下线的院线大片；在我读中学时，中巴车就退出了市场，正规的空调公交车进驻小镇，10分钟一班，按时发车，我再也不晕车了。

　　再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小镇。每次回到故乡，愈发感觉自己成了故乡里的陌生人。小镇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而我所遵循的已是另外一套节奏。

　　我接触的第一个大城市是上海，坐4小时的火车参加一场作文比赛。“乡下人”进城，第一印象是上海的楼房那么高，天际线如此挺拔，随便哪一栋都赛过家乡城市的第一高楼。不过，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匆忙和嘈杂的，每个人步履匆匆。那时到陆家嘴，感觉大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冷冷清清。现在想起来，不是陆家嘴没有人，而是人们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到街面上。

　　大城市带给我的有很多：影院、地铁、咖啡店、各类沙龙和聚会……不过，身在其中，依旧让我彷徨。上大学时，有一年在家过完暑假，回到北京刚好是上班早高峰。从中关村一个地铁口出来，人行道上满是朝各个写字楼进发的上班族。他们面无表情，静默无语，每个人互不相识，更没有小镇居民热络的打招呼声。这让我感到惶恐。我对小镇已经陌生，但在城里也是一个陌生人。

　　在所有进城者中，小镇青年是最快熟悉城市生活的群体。我们通过努力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习得生存于城市的技能；小时候，我们远离城市而不疏离城市，虽然让人晕车的中巴并非愉快的记忆，但是它早早地打破我们与城市的地理阻隔和心理阻隔；在城里，小镇青年小心翼翼地包装自己，精致地埋葬自己的过往，比那些住在胡同里、石库门里的老居民更体面。

　　小镇青年会慢慢变老，最终变成城市的领导者。这个概念能够火起来，就是因为进城的小镇青年掌握了话语权。尽管大部分人与“权贵”二字无缘，但是他们很容易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一线操盘手。小镇青年不约而同地变成机关里的办事员，公司里的小头目，还可以是报社记者、自媒体达人。在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保证祖上三代都是如假包换的城里人。

　　然而，所谓在城里“扎根”，“根”真的扎到了城里吗？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性，与之相伴的矛盾与纠结，困扰进城的小镇青年一生。每当年底，我们都会为如何买到一张火车票早早酝酿，制订计划，无比期待回到印象中温暖的故乡。回到故乡，我们又会叹息于发展的滞后，意识的封闭，感到浑身不自在，恨不得早早回城，好像城市才能赋予我们生存下去的安全感。

　　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没有考上大城市里的大学，可能我就不会离小镇太远。但是，这又跟从小我所接受的“设定模式”不同——努力学习，考上好学校，到城市获得更好的资源，冥冥之中我被预设了这样的人生路径。我深切地明白，留在小镇并不可耻，从乡村到城市、从小镇到大城市从来不是唯一选择。我一个人磕磕绊绊地走上现在这条路，或许挺好，但是，我也不能说留在小镇、小城的同学、童年伙伴就不好。

　　我更担心的是：小镇会因为那种自以为某种道路更好的思维失去自我。每次回家，我都能发现小镇发生了某种变化：商品房盖满了小镇周边，模仿城里的Mall建起来了。摊大饼的城市蚕食了小镇，让小镇变成城郊。从前，坐车进城会经过稻田、菜地，而现在走同一条路看到的都是工厂、楼盘、写字楼。否定这种物质进步可能是矫情，但是小镇彻底被城市的推土机碾压、格式化，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身处其外，让我更真切地见证这一切；离开小镇，又让我产生珍惜这一切的情愫。这种感觉只有我们这种所谓城市里的异乡人才有，它是进城小镇青年的特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