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论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人把它当作总揽一切阅读现象的真理。无疑，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我国阅读界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它动摇了过去“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是思想解放运动在阅读界、学术批评界的具体体现。在强调创新的当下，我们也应该提倡和鼓励人们大胆言说。但是，一段时间内，不少人对于那些错误解读，不敢引导指正，放弃了教育者的责任。甚至诸如“愚公搬家不就得了”“焦母打官司打赢了刘兰芝”“《皇帝的新装》中的骗子是‘义骗’”等种种荒腔走板的解读，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教学之中。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的论点应运而生，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形成互补。我们“不应主观随意，任意解读”“不应脱离文本，妄加点评”“不应断章取义，草菅‘文’命”。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语文课文《背影》事件。21世纪初，某地中学生说《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要求把它从课本中删去；时隔多年，又有某大学教师在网上提出此说。尽管当时就遭到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反对，钱梦龙、孙绍振等也都为此撰文捍卫《背影》的地位。

　　但一再出现这种“多元解读”上的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的未彻底解决有关，主要就是未正确认清所谓西方文论中的“读者中心论”。第一，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受伽达默尔影响，强调“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于是，读者决定了作品存在的“读者中心论”就这样产生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怎能当斧头？斧头又怎能当电脑？废纸更不能当作品，某一读者的阅读体会更不能代替作品本身。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手机、水杯必要时都可以把它当石头扔人，但不能把它们原有的根本属性改变为石头。

　　第二，姚斯的理论中始终没有说要以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作品的主要依据，姚斯在其代表作中就清醒地指出存在片面的、简单的、肤浅的理解，明确批评了法国社会曾出现过的普遍不看好《包法利夫人》的接受现象。其代表作中还专列一节，明确论述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读者接受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姚斯关于“文学史就是接受史”是这样表述的：“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或译为‘阐明’）。”在这里，作品只是一部，是固定的、“完美”的，只是其“完美”的意义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而读者是无数的、不固定的，每一接受都是不完美的，无数不完美的“接受”的无限叠加，使之趋近于作品的“完美”。在这里，不是作品指向接受，而是接受指向作品。不管姚斯是否有意，他说出了读者与作品的辩证关系：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于作品本身。既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要对错误接受纠偏；同时，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斯的“接受美学”重视“多元解读”，重视研究读者的接受，这是很有意义的，但绝非是鼓励任意解读的“读者中心论”。

　　第三，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他提出文本只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认为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但作品有意不言明，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一切潜在的可能，但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所以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读者的自我提高成为必要。即这空白并非一张白纸，而是有“物”在图，有暗示，齐白石“虾”图之空白应为水，而徐悲鸿“马”图之空白就不应为水。

　　第四，英伽登反复强调：作品有“空白”的图式化结构，既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又为阅读提供了基本的限制。英伽登最反对的就是主观随意的理解，他称为“奇思怪想”。伽达默尔说得更多的是作品视界对读者视界的制约，是倾听文本的“诉说”，是扩大导致正确理解的“真前见”，剔除导致错误理解的“伪前见”。萨特认为，阅读是自由的行为，更是负责任的行为；在展现自己阅读自由时，更要展现别人创作的自由。

　　第五，接受美学之后的读者反应批评，可称为“共同论”。霍兰形象地说，在悬崖边的路上行车，离边缘远点是共同反应，但年轻人可能胆大点儿，年老者可能更靠内。费什等人也没有把裁决权交给个体读者，而称读者为“阅读共同体”。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这就是文学阅读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共同体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第六，对我国读者影响较大的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质疑他人对文本的“成论”，但不改变、瓦解文本，因而既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又是自觉指向文本；穷究原初意义而造成的文本意义的消解，并非其初衷。朱立元说，德里达多次强调应以文本为阅读和批评的中心，而不是单向的随心所欲的阐释。德里达2001年来华，他作的二十几场报告中，反复辨析别人对他的误解，当时有人就说，听后很震撼，其实我们对德里达一直存在误解。

　　第七，走得比较远的布鲁姆的误读论，以及类似的巴特的“可写文本”，实际讲的是创作。因写作所需，为获得某种启发而阅读，不是寻求文本“真相”的解读，它完全可以只取文本中一点而生发联想，不属于本文探讨的内容。至于有人将其与解读混淆，走向了任意读解，姚斯当时就进行了批判。

　　第八，我国主流理论界，胡经之、朱立元等人全面介绍了西方读者理论。我们有立足文本的古代文论资源，还有重视辩证思维和实践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是有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把偏颇的观点引入语文界，引起了人们认识和实践上的混乱。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错误的“读者决定”，李杜曾经不入流，《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清代有文字狱。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当然，任何经典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读者的解读更不是无可挑剔。正因如此，更需要“多个哈姆雷特”互补互促，你追我赶，共同努力，寻找经典的“哈姆雷特”，挖掘经典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养育一代代青少年，催生新的经典，不断丰富人类的精神文明。

　　针对读者理论，几乎所有学者在强调多元解读的重要性时，都是从经典的无法穷尽的角度言说的。孙绍振曾引入周扬的“祭坛论”，他认为，这是智慧的奉献和长征，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鲁迅，就在这前仆后继的解读征程中，经典文本成为时代智慧的祭坛。这是文学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这永不停息的智慧攀登，导致的不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而正是任何相对阶段都会有相对正确的认识，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赖瑞云，作者单位：福建师大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