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芈月传》的热播引发了民间不少对商鞅的评论。媒体上有《最黑不过“商君书”》、《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等不少评论。有的认为商鞅祸国殃民，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总根源；有的说商鞅的思想就是民众不能太富的愚民政策，就是不至于饿死的饥民政策，愚民是商鞅思想的幽灵。到底什么是商鞅思想的糟粕，什么是商鞅思想的真精神，成了一笔糊涂账。

“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

　　事实上，商鞅死后，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对商鞅的对立评价，这种论争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大概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在文学诗词上有极高造诣，但在商鞅评价上却开了一个极端评价的坏头。他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其实这是故意罔顾事实。汉之刘向、刘歆，唐杜佑，宋裴?、王安石等大学者对商鞅的评价都非常高；宋之后，尹桐阳、朱师辙、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麦孟华、常燕生、陈启天、吕思勉等大多数为《商君书》注释或为商鞅写传的学者，在批判商鞅的燔诗书等极端行为的同时，对商鞅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刘向说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梁、麦、常等皆赞商鞅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迁虽然也批判商鞅“刻薄寡恩”，但对商鞅评价其实是最高的，直比三皇五帝的圣贤时代的用语，说商鞅的法治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苏轼为此攻击司马迁，说司马迁诉商鞅之功是一大罪。

　　没有人否认商鞅思想中有许多阴暗的东西，如愚民、弱民、制民、燔诗书、禁文教、君权独占、什伍连坐、轻罪重罚、不告腰斩、严刑峻法等。但商鞅思想的主体，不是什么愚民的幽灵，专制的幽灵，商鞅思想的真精神，是反对人治、反对蒙昧、反对专制的法治精神。商鞅的改革也有重大局限，其思想有不少糟粕，但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以身殉法的尽公不顾私的伟大政治家，其人格是伟大的，其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以法治国的思想遗产。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是毁商？

　　现在批判商鞅的许多观点，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商鞅的思想做出历史的评价，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批判者言，《商君书》祸害最深的是毁商。商鞅采取了抑制商业的严厉打压政策，但是我们翻阅《商君书》，他明明把农商官定为“国之常官”。商是三大合法职业之一，甚至还把商列在官的前面，从来没有说过取消、消灭商业商人，甚至还在《垦令》中提出在军队中设立“军市”。军市禁止女子、游手好闲者进入，不能买卖粮食，但可让商人参加军品的生产和供给。这说明并无明令不能经营。商鞅的政策是把市利让给农民，减少商人与农民争利的机会。商鞅在农村地区限制商业，但对城市的商业没有明令限制。

　　更重要的是，商鞅经济改革的重大措施，是允许土地私人买卖，这与取消市场的“计划经济”就更不搭边了。有些政策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格地实行，比如说《垦令》中有“废逆旅”（废除旅店），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如批评商鞅的司马迁所载，甚至在秦国荒僻的边界上也还有旅店的存在。从历史上看，秦国的商业实际上发展得相当好，战国时期的八大商人，有四个出在秦国。所以，说商鞅视商人为仇雠，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可能有些过了。

商鞅的“愚民”究竟是何意？

　　“愚民”是最易用来全盘否定商鞅的一个话题，而且人们也很难对这种批判提出反对：难道商鞅没有愚民思想吗？难道愚民思想不应该批判吗？但这其实也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话题，对人们的误导也最大。确实，商鞅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让民“愚”。这里的关键在于商鞅的愚民是何意？针对谁？是否反智？反什么智？

　　“愚”这个概念，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愚昧无知、傻笨蠢呆痴、百依百顺的奴才之意。商鞅的“愚”有三种不同内涵。

　　第一，商鞅之“愚民”是不读书，没有文化的人，它的对立面是好礼乐诗书教化的儒生，所谓六虱亡国、国有十二者则亡，就是说的儒生。愚，就是让人不贵学、不知、不好学问（主要是不学儒家）、不擅游。这的确是让人愚昧无知，应该批判。但因此说商子反智就似是而非，不准确，因为智知，并非儒家独有，对法家、农家、兵家之智知，商鞅不但不反，而且大力提倡，并以法为学，以吏为师。

　　第二，商鞅之“愚民”带有纯朴、务本（农）之意，针对的重点是秦国大量的“不愚之民”。秦国是当时文化落后的野蛮之国，没有几个读书人，不少是带有戎翟野蛮习气之民，商鞅说的“五民”（实际上有十多种）就是指这些人，这些人与愚民一样，不读书，不学四书五经，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人比愚民更愚，他们不务农不劳动，是一些褊急之民、狠刚之民、怠惰之民、费资之民、巧佞之民、花言巧语游手好闲之民、蛊惑之民、邪僻之民。因此，让这些“不愚之民”，从不劳动之民成为务农务本的“愚”民，虽有为统治者出谋之意，但也含有开明进化之意，不能完全否定。

　　第三，商鞅之“愚民”，与“弱民”、“强民”、“制民”等概念一样，都与是否守法相关，守法即是愚民弱民，不守法就是强民。守法的“愚民”并非是今天我们说的那种唯官是从的奴才，愚民一方面在守法，另一方面也能依法自治，避祸就福，与官吏矛盾时，他们依法抗争，让吏不得非法扰民。

　　商鞅的“愚民”，第一种有历史局限性，第二第三种在当时的秦国则有一定合理性进步性，不能一概而论。

商鞅之法只治“邪民”？

　　法治当然要制民，但商鞅之法并非只是塞民以法。商鞅提出弱民、制民、胜民的概念，主要目的是要使百姓守法，同时，商鞅也提出了利民、爱民的概念。法者，爱民之本，认为最好的爱民利民方式，莫过于以法律保护老百姓，凡是合法的，都应受到法律保护；利民爱民的思想也要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商鞅时代提出的军功、粮功，本质上都是利民的。与批判者指责商鞅饥民苦民害民残民愚民的虚拟推理和想象不同，司马迁说及商鞅变法与老百姓的关系时指出，秦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李斯认为“秦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

　　商鞅之法既治邪民，也治邪官。有蛮横任性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有唯唯诺诺唯官是从的愚民。为了打破官吏对百姓的蒙昧，商鞅的法治改革中，设计了许多环节来治邪官，比如《垦令》规定了公务及时处理，不得过夜，不给官吏以任私的时间；官吏的人数要少，减少官吏扰民的可能性，官吏不得随便到处公费游玩。还规定，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以非法愚民，避免官吏以强权压迫百姓，大大减少了愚民产生的可能性。

为何说商鞅的思想具有启蒙进化意义？

　　愚民是一种文化蒙昧，而政治上最大的蒙昧就是人治。商鞅的变法也有开启文明之蒙的社会改革的内容，就是移风易俗，使秦民知男女之别、男子成年分立，改变父子兄弟共妻等落后习气。更重要的是，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启蒙家，打破了人治、权治、君治的蒙昧。

　　第一、商鞅打破了君主专制独裁之蒙昧，第一次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对君权进行约束：君主虽独有立法权，但立法应该以强国、利民、因循国情民情为原则，不得随意立法；君主有人事任命权，但不是君主随意任命官吏，只能论功依法任命，人事权被虚化；君主的行政权，下放到各级长官，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行政权被虚化；君主有司法权，但司法权由君主任命的各级法官法吏独立行使，司法权被虚化。这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权治理的框架。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君主只是实行法治的工具，而不是法治的目的。

　　第二、商鞅打破了贵族世袭的政治蒙昧，以事功主义开启平民政治、上下流动、机会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门。军功（武爵武任）、粮功（粟爵粟任）、政功（常官者迁，依法治理有功的官员应升迁）、告功（下级官员监督揭发上级官员违法有功者可代其职）等，使得下层的平民百姓普通士兵获得了凭本事、凭业绩升迁进入国家政治上层的机会。

　　第三、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贵族的蒙昧，开启了壹刑、刑无等级，卿相将军至庶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气象。这种法律平等，包括功臣与平民平等，名人与普通人平等、行善与行恶平等、官民平等、富人与穷人平等。这些法律平等，有些内容如富人与穷人平等，已经超越了希腊民主制下的法律平等。（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