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是个舶来品，源于19世纪的俄国和法国。无论是“德雷福斯事件”中宣称代表世界普遍正义和良知的左拉、雨果，还是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在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的那一类人。

　　一个人算不算“知识分子”不光看他的职业和学识，而且要看他是不是具备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能不能在所学所思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无论是逃避责任还是道德堕落，都是对知识分子志业的背叛。

　　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士”与“士文化”的现代阐释。“士”不等同于文人，“士志于道”。只有具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担当，才配称之为“士”。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士”与“士文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1840年以来，面对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救国，开始扬弃固有文化的包袱，着力向西方寻求真理。

　　现今的中国，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要跨越这一步，还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塑群体身份意识与使命意识。面对多元文化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转型发展期，需要知识分子积极担当，站立在时代潮头推动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

　　有些人可能会说，学问无非是在“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所说，重点不是在于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会将自己放逐于时代之外，更不会将自身矮化为盲目热情、狭隘眼光、不顾社会后果的冒险者。人们所担忧的就是那种随意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计划，宣告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人性的全新图景，并放弃实践责任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往往沉醉于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忽视社会责任与担当。这就好像当前网络世界中某些活跃的“知识分子”，习惯于圣化自己的观念乃至自身，热衷于华丽的口号和空洞的批判，自诩社会的良心，却无助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

　　前段时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他认为，缺少实用性和创新性知识探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和想象力。此言一出，批评者有之，不屑者亦有之。但冷静下来扪心自问，为何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能成为时代的精神脊梁？为何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还没有成为全体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为何百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在去世前，还在忠告中国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的世界？

　　是我们的思想市场不够开放吗？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束缚太多吗？我觉得，关键还是要从知识分子自身来找找原因。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的本质其实就是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文化的责任。无论在时代动荡、生存挤压的政治夹缝中，还是在浮躁夸张、泥沙俱下的镀金时代，知识分子都不能丢弃对理性、理想和批判的坚持。只有站在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站在国家的利益角度谈对策，站在国家的需要做研究，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担当。

　　当然，光有情怀是不够的，知识分子还应对现实怀有敬畏之心。正如萨特所说，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敬畏的感觉。同样，当知识分子进入真实的世界，即使在很小程度上对社会真正的理解，也能使人感受到敬畏与愉悦。现代文明的基础在于劳动分工，知识的爆炸与学科的分工使得全知、全能成为笑谈。

　　就针对公共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局内人，而是旁观者。倘若要真正发挥言论的正面价值，不仅要根据公共问题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来发言，更应该将其言论建立在专业主义之上。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合理性在于其专业性，无论是在公共平台上表达，还是以决策咨询方式辅助，都不能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横扫一切、妄言妄为。

　　总之，“知”的越多，“不知”的也越多。专业性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就像众多思想库越是专业越是著名。政策咨询与社会参与不仅要技高一筹，而且要独树一帜。有了专业能力的支撑，才能使建言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才可以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资政之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