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

　　编者的话 纸牌屋底牌

　　打牌，先出手的是明牌，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握在手心的是底牌，隐而不发，伺机而动。

　　近段时间，美国政治剧《纸牌屋》悄然走红。该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描述了一位名叫安德伍德的国会议员如何运用手中权力，在华府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故事。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安德伍德徘徊在“自我”与“本我”之间，通过“台词”和“独白”相互转换：外表的慷慨陈词，掩饰了内心的斤斤计较；桌面上的鸿篇大论，掩盖了台面下的暗箱操作；国会大厅里的道貌岸然，遮住了私人空间里的纸醉金迷……他看似不按套路出牌，却很少失手，因为他熟谙一点：何时该亮明牌，何时该打底牌。

　　不知安德伍德是否熟读马基雅维利著作？这位《君主论》作者曾说过，君主不要相信传统美德，他们应该掌控现实实力，不受道德约束，只考虑效果如何，不考虑手段是否正义，君主的仁慈、慷慨、大度只是伪装，欺骗、奸诈、残忍才是君主的必要德性。这，似乎才是“安德伍德们”的人生哲学。

　　在美国政治权力运作中，有着光鲜辉煌的“明牌”：亨利·帕特里克高喊：不自由，毋宁死；林肯直陈：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坦言，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这一词本身。但在美国政治舞台的角落里，却暗藏着并不光鲜却真实影响历史的“底牌”：卡特上台后，佐治亚州的老乡鸡犬升天，白宫被讽为“佐州会馆”；小布什执政八年，始终难以厘清和军火商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克林顿时期的“拉链门”，奥巴马任期内的“棱镜门”，丑闻频发，折射出美国政治运作中“底牌”的强大。

　　或许，在这些政客眼中，要赢下牌局，需要的不仅是明牌的威力，更要借助底牌的强大。

　　声音

　　@《科学》、《细胞》和《自然》选材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了科学研究。

　　——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得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兰迪·谢克曼日前在英国《卫报》发文指出，三大顶级科学期刊歪曲了科学进程，如同必须要破除的“苛政”和“暴行”。他还表示，自己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三大刊物投稿。

　　@如果金融继续吸引大量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2050年时英国的制造业将所剩无几，高科技公司更将是凤毛麟角。

　　——前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霍华德·戴维斯日前表示，到2050年，伦敦的银行资产将超过英国GDP的9倍，金融部门过于庞大会吸走原本可以更好地配置于其他部门的人才和资源，从而伤害实体经济。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协调美联储就业与物价的双目标、金融体系稳定性与货币政策框架的融合、提高美联储的沟通和透明度、有效执行美联储的监管职责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宏观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大卫·思科顿日前撰文表示，美联储新任掌门人耶伦面临五大挑战。

　　@美国媒体向民众灌输美国卓越论和中国威胁论是危险的行为。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日前对公众如是说。去年8月6日，在出席广岛遭原子弹轰炸68周年纪念活动时，这位两获奥斯卡奖的知名导演坦言，日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死灰复燃。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按照经济学原理，对于结构性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来解决的，因此，当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时候，想要通过汇率升值的方法来加以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贸易顺差是不能采用资本项逆差的方法来加以平衡的，比较可行的方法只能是经常项的调整。

　　■为了实现经常项的自我平衡，或者减少经常项顺差，就必须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0年为1.7%，但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经常项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到了10.1%。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极力主张中国政府采取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实现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再平衡。于是，从2005年开始，宏观管理部门首先将固定汇率改变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接着又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消费（内需）的政策，试图以此来减少经常项顺差，实现国民经济的内外平衡。

　　消费对出口之边际替代“不经济”

　　自从实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来，中国经常项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到了2012年底，中国经常项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减少为2.3%。随着中国经常项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急剧下降，中国进出口增长率从2003年的高点（37.1%的增长）快速下滑，到2012年时，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仅为6.2%，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经济增长的减速。

　　出口下降与经济增长减速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变量中（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38.5%上升为2012年的47.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38.5%上升为2012年的55%，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5年时为22.8%，但到了2012年时却大幅下降为负的2.1%。可见，出口对经济增长之贡献程度的下降程度要远远高于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之贡献程度的提升，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消费对出口之边际替代“不经济”，这意味着用消费来替代出口是得不偿失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替代才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速。

　　因此，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滑，就必须对现有的政策进行调整。根据以上的分析，既然导致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净出口的下降，那么唯有促进出口的政策才能恢复经济稳定增长。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然后再来讨论可行的政策措施。

　　不能把贸易顺差归咎为人民币汇率低估

　　中国经常项为何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主流的看法是中国汇率低估。这种把中国贸易顺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论点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中国的贸易顺差首先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中国至今仍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相对较低，这就使得中国的内需相对于产出存在较大的缺口，从而需要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第二，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从而压制了工资的增长，致使内需相对不足。第三，如果说以上两点迫使中国必须通过发展出口贸易来平衡不断增加的产出，那么中国在国际分工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存在持续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出口国，由于制造业存在最小盈利规模，所以产量必须足够大，否则就会因为固定资产摊薄过高而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当生产商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而扩大产能时，面对国内有限的需求，就需要通过出口来突破需求约束。从IMF等国际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世界主要制成品生产国几乎都是贸易顺差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中国，以及东亚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