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需求侧，更必须重视供给侧；改革的维度不是简单的供给总量增减，而是供给结构的升级

　　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施以来，有关的讨论也随之展开。这里，笔者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区别，做一些讨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

　　很多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简单讲，所谓供给侧结构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合而成：一是“供给侧”，即与需求相对应的另一侧（供给）。二是“结构性”，即与总量相对应的结构性维度。三是“改革”，也就是说，改革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需求侧，更必须重视供给侧；改革的维度不是简单的供给总量增减，而是供给结构的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关注点在于供给，但不能因此把供给学派的核心理论当作教条。两者区别在于：供给学派固执地把供给看作是不依赖于需求的单一的要素，是荒谬的。而供给侧结构改革则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两点论”，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尤其要警惕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事实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篮子里面，“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重要的内容之中。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说得好：“关于供给侧改革，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担心新自由主义乘机泛滥而不理解。其实，供求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一，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供给侧改革本身，而是给供给侧穿上新自由主义的外衣。”

　　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简单的供给数量增减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供给是从生产者角度看问题，需求是从消费者角度看问题。众所周知，需求侧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这是常识。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供给侧也有“三驾马车”，那就是劳动、资本和技术。既然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简单的供给数量增减，那么，所谓“结构性”的含义就应当体现在以下几点：对于资本这个要素，要激发其投资愿望（比如放宽繁琐的审批过程，以及减税等等），以增加有效供给；对于劳动这个要素，要着力培育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率；对于技术这个要素，要鼓励创新（鼓励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推动结构升级。

　　必须承认，供给也好，需求也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核心的问题是利润率（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围绕着供给与需求的政策，其实本质上就是要保证资本有合意的利润率。但是，要保持可持续的合意利润率，并非仅仅是盯住资本方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的运行并不是供给一侧的事情，合意利润率的获得也不是资本单方面的事情。因此，离开需求侧的供给侧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无视劳动要素的需求，以为只要单纯地给资本减税就能激发经济活力，只能是一厢情愿。

　　最近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争议，说明在资本和劳动以及供给与需求的认识上，仍有很多误区需要讨论。有人说，《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保护企业主的合法权益，人工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在这里，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劳动报酬，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数据比较说，外迁到东南亚的企业在所在国几百元钱就可以雇到工人，在中国则要两三千元。那意思是，中国劳动力的生活太奢侈了。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客观：在东南亚国家再生产劳动力或许几百元就足矣，然而在当下中国你何以可能？与其盯住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多少，不如好好研究一下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生存成本为何会越来越高——这才是值得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报告称美国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真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经济学一般用人均产值衡量劳动生产率，但是，经济学界有人已经指出：美国的高人均产值并不一定是其劳动生产率真的很高，而更可能来自国际转移的超额利润。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开始大量外移。1970年，美国制造业GDP占比为22.69%，同时制造业就业占比为23.04%，两个比例接近。而到2009年，制造业GDP占比降到11.22%，就业更是降到只占8.65%。美国保留的制造业，基本都是一些高科技核心产业，比如波音公司。”问题的要害在于，美国企业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售价并没有降低的情况下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比如，波音公司在获得更高产值的同时，“在美国本土，波音只需保留核心环节的科研人员与员工。”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值要比中国高得多；另一方面，美国进而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低得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激活创新的热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激活创新的热情。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追逐利润的内在规律支配下，不仅企业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利润和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作者简介：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