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保增长、稳增长就是保就业、稳就业。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2015年要控制在4.5%以内，故GDP增速可有1个百分点下调空间。如果将失业率5.0%作为上限，则GDP增长率存在2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只需维持在5.4%以上。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升至5.0%以上、GDP增长率降到5.4%以下，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应当避免。

　　减速不失速，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有的诉求。容忍减速，如前所述，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5.4%以上，也即保持中方案的增速，各项目标的达成就不成问题；不容忍失速，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增速除了为保就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还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必要条件。固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需要将过高的经济增速降下来，如同汽车转弯时需要踩刹车减速；但是，如果减速变成失速，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就会失去基础和动力，如同飞机失速就要酿成失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集体失速，至今难以摆脱困境；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挣扎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都是经济失速的恶果。容忍减速而不容忍失速，争取高方案、守住中方案，是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义和基本方略。

　　以速度换效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社会扩大再生产有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条途径。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正值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初期，人口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显著，经济发展顺理成章地走上以增加劳动量为主的轨道。改革开放释放了社会资本活力，解放了生产力，投资扩大加上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成就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几近10%的超高速增长率。然而，这样的超高速在成就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起来。

　　速度与效益不对称，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突出反映了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经济结构失衡，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甚至使经济效益为负值；不计成本铺摊子、搞建设，资源环境瓶颈凸显，导致边际投资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幅度下降；收入差距扩大严重损害社会公平。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相伴而生的。既然速度与效益不对称由速度偏好而起，那么，解决问题就要从去除速度偏好开始，以牺牲一点儿速度换取效益的有效提升。应当说，中央很早就关注到效益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时，前面就冠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可惜，这个前提常常被忽略或遗忘，只讲翻番不谈效益，这才使速度与效益不对称日益加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特别是提出创新发展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法宝。

　　当然，提出以速度换效益，并不是速度越低越好，更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符合客观实际的速度，不要不顾效益的速度。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自然是具有一定速度的发展。前面提出的高方案至中方案的经济增速，就是适宜的、可以达到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速度。利用由高速到中高速增长腾出的空间，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实现向低投入、高产出和低消耗、高效益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完成向现代产业结构、现代经济技术结构转型；加速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快提高生态环境效益等的改革，就能逐步解决速度与效益不对称的矛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及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供给越过刘易斯拐点、投资加劳动力无限供给发展模式终结以后，把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放到突出位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关键。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均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