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目前的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唱衰中国、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增大等声音又起。那么，步入新常态后，我国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对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符合发展规律的研判。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该报告通过对二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的回顾性观察，发现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资源占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术进步迟缓、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等原因，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例外。总结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就将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相对停滞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约33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达到约5400美元，进入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然而，我国经济并未停滞，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约6100美元，目前达到约7800美元，跨进中高收入门槛。不过要看到，这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中高收入。目前，发达经济体人均GDP普遍达到四五万美元，世界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当然，众多低收入国家是“被平均”的。而我国距离人均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是对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一次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

　　减速不失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一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

　　直接原因需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2011年到2013年，我国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出口的贡献率甚至下降到负数，唯有投资的贡献率不断增大。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情况有所好转，消费、出口增速和贡献率均有所提高，不过投资独大局面并未根本改观。加之边际投资效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下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主要投向“铁公基”，致使钢材、粗钢、水泥等在过去30多年实现了二三十倍的超高速增长，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致使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以GDP论英雄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最容易引发项目、投资争夺战，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致使经济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中约有1/4—1/3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但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相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发展方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

　　认识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减速的必然性，是为了顺应和驾驭规律，寻求适宜的发展速度。如果以2014年GDP636463亿元、人口136782万、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价6.1224为基期，按照GDP年均增长7.0%、5.5%和4.0%的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到2020年、2025年我国人均GDP分别为：高方案10834美元、14987美元，中方案9954美元、12831美元，低方案9135美元、10961美元。总体判断是，只要未来经济不发生大的起伏，我国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不同方案跨越的时间相差较大：按高方案，“十三五”时期结束即可基本跨越，中方案到2022年、低方案到“十四五”时期结束方能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