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他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他强调：“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所著《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这是说，先知先觉的圣贤，知而能行，思想与行为一致，是后知后觉之人效法的榜样。“知行合一”论后由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较完备的哲学体系。古人所谓“知”指道德观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有似今天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虽出现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贯穿于儒学之始终，只是各家在具体论证时有所偏重。他们都认为知行必须统一，并看作为人为学的根本，否则就谈不上“善”。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特别关切知行关系是因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能仅是理念，必须见于事功。《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都论及知行难易问题，认为求知重在运用，这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重视践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视为划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即是知行的统一过程。入宋以后，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朱熹主张“知行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关系，故后人称程朱理学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集知行学说之大成，作为其哲学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层涵义：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体两面。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实现过程互为表里，能够深入实相的“知”就是“行”，这样的“知”方不虚妄；能够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这样的“行”才不盲目。所以知行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意思是说，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没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之中，实现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强调在事上磨练、在实学中求知。再次，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强调自律自觉。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后人常以此误解他“销行归知”。其实，王阳明并没有混淆“知”“行”，他视起心动念就是“行”，所以应该对善恶有高度自觉，这是慎独、自律的极致，对道德修养极有意义。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规范上防微杜渐，因为道德上的知行问题是和认识上的知行问题分不开的。

　　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阐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张历事炼心，反对空谈，对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深远。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阐发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结合当时革命需要，提出“知难行易”说，成为从传统知行观到科学知行观的过渡环节。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要相互贯通和促进，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这在今天颇有借鉴意义。倡导“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