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价值观教育总是预设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目的在于让大众认同和接受已经确定的价值观并履践以行动，即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一定意义上，传统儒家思想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学说，是一种致力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与教育的思想。儒家在进行道德教化或价值观教育时，特别强调“君子以人治人”，即注意考察被教育者具体的主客观条件，包括被教育者目前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所处情景、可以预期的效果等，以此为基础循循善诱、有所提升，而不是把被教育者看作白纸一张，更不是强人所难，一味地抽象灌输。

　　“套近乎”：俯下身来，真正接引上大众的道德智慧

　　在儒家看来，要符合“五常”的核心价值观，直至达到至善是难的，但人人都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差别只在于光大的程度。因此百姓大众即使没有通过学习、教育，也会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养成一定的道德智慧。故《论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样一来，教育者要做的事情就是，肯定大众在生活中养成的道德智慧，并努力架构起这种自在的道德智慧与儒家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之最终为后者所统摄。

　　儒家苦口婆心地告诉被教育者，你的道德智慧离核心价值观本来就很近，只要稍做努力，“跳起来就够得着”。在文本中，反映这一思想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各种“近乎”“近于”“近”等字眼。例如，《论语》有“信近于义”“恭近于礼”“刚毅木讷近仁”；《孟子》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礼记》有“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还有“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更有有名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等。另一个显著的文本标志就是“近”的反向释义词“不远”。例如，《大学》有“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中庸》有“道不远人”“忠恕违道不远”等等。

　　我把这种拉近被教育者既有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之间距离的教育方法称为“套近乎”，目的就是打消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陌生感、外在感，而代之以一种亲切感、内在感，为核心价值观在大众道德层面的落实架起桥梁、打通关节。这样，儒家通过“套近乎”的方法，俯下身来，真正接引上了大众的道德智慧。我想，这也是几千年来，传统儒家思想能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较为普遍地接受与践行的重要原因吧。

　　“求其次”：从被教育者实际出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成一种实事求是而又保持积极向上可能性的平衡

　　一般认为，儒家教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有些迂腐。其实，儒家对人性、人的素质、教育过程及其效果都有着实用理性意义上的清醒认识和复杂考虑。一方面，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强调复礼为仁就必须克己。但是，克己的自觉性和最终克到什么程度是因人而异的。譬如，“近于知（智）”的“学”，就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多种情况。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是“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践行核心价值观既不可能齐步走，也不可能效果一样，一定会有多样性的、多层次的结果。“‘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尽管如此，儒家还是主张志存高远，因为在价值观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规律。事实上，儒家是怀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心情去实施理想化的教化的，既坦然地接受并不完善的状态，又矢志“取乎其上”以获得次佳的结果。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有两句句式完全相同的话：“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君子、有恒者相对于圣人、善人而言，虽然不完美，但更具有现实性，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孔子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知道孔子崇尚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清醒地认识到，达到中庸、中行的理想状态是多么不容易，所以老夫子并不教条，他指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后来孟子从中读出了孔子的无奈与妥协，他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在我看来，孔子本人可能更为豁达、积极，对人性有更为通透的理解，也更懂得权变，故一以贯之地发扬“套近乎”的精神。他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其次”已经是努力“取乎其上”的结果，“虽不中，不远矣”，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思其次、求其次，儒家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从被教育者实际出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成了一种实事求是而又保持积极向上可能性的平衡。

　　“因材因境”：强调对被教育者的不同素质、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并视之为教育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众所周知，因材施教是儒家重要的教育方法，“子路、冉有问同一个问题，孔子给出不同建议”的故事传颂千古。事实上，从孔子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种材质，到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儒家都强调对被教育者的不同素质、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并视之为教育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孔子甚至明确指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于大多数人（大众），是不能以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或价值观念体系来进行教育的，他们能懂得的和在一定程度上能真正践行的是与他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道德规范，因为他们拥有这个层次的道德智慧。

　　纵向地看，其实一个人的材质也与其年龄有关，因材施教因之也表现为因龄施教。儒家明确把教育内容区分为小学与大学，小学主要学其事，大学主要穷其理。朱熹就指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而且，“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由浅入深，先小后大，以止于至善，是次第之当然。其实，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来说，这种因龄施教的次第性也就转换回因材施教的层次性了。

　　儒家价值观教育还特别强调遇物则诲，根据不同情境得出不同理解，而不是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例如，在《论语》中我们看到，樊迟、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等都先后问过孔子“什么是仁”的问题，孔子的回答都不同。这其中固然有因材施教的缘故，但樊迟一人前后三次问了这个问题，孔子的答案也是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在不同情境下强调了仁的不同内涵、外延与应用。

　　总之，在儒家看来，现实的被教育对象都有着一定的道德素质与智慧，但每个人所处的道德水平、领悟能力是参差不齐的，以理想为目标的价值观教育，有近与至之分，必须由近而至；有远和近之别，必须由远而近；有中与次之效，允许由次及中；有材和境之异，必须因之施教。

　　立足中国当下实际，温习传统儒家相关思想，对我们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重要启示。那就是，在承认、尊重大众道德智慧的基础上，取法乎上，把大众道德智慧“团结”和“接引”到与核心价值观“近乎”“不远”的水平，使之始终为核心价值观所统摄和辐射，始终保持着一种可以继续提升的、积极向上的可能。（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