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如何？外交转型将朝着什么方向？

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王逸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站在21世纪初的视角观察，不仅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而且在这些变化里有着过去任何时期未曾具备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自我意识如何，也无论愿意与否，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那种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朝着大力参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方向改变。考虑到中国的体量规模、发展速度、历史积淀、文化品格、政治特性和社会现状，上述新的态势在带动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重大改观的同时，也必然推动包括外交转型在内的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

　　既不可陶醉于“盛世情结”和沙文主义的梦呓，也不应囿于旧时狭隘的“弱国悲情”和“受害者心态”的禁锢中

　　从外交和国际政治角度讲，中国国内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公众的开放意识和进步需求在不断提升，但为何外界总是把中国与某些封闭、落后、一成不变的国家等量齐观？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把我们的国际战略与“资源争夺型”甚至“资源掠夺型”的西方传统列强对照？为何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朋友总觉得中国与那些麻烦国家、失败政权或不讨民众喜欢的独裁者走得太近？为何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老在批评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气”、显得与国力不符？

　　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仔细梳理归纳一番，看看这些误解有多少是由于一些敌对势力刻意捏造和歪曲造成的，有多少是缘于国人的国际意识薄弱，哪些属于毫无道理的指责，哪些算是误解与偏见，哪些是值得反思和改进的。这些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事情（及问题），都不是情绪化的反应、简单化的方式所能解决的。

　　今天的中国人，既不可陶醉于“盛世情结”和沙文主义的梦呓里，也不应囿于旧时狭隘的“弱国悲情”和“受害者心态”的禁锢中，而应仔细审视和定位新阶段的战略取向，朝着新兴大国、进取大国、风范大国、责任大国的方向迈进。现存国际秩序中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一定威胁，我们的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主权安全等领域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对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有所准备，既要发展军事和国防方面的硬力量，也要建立建设性斡旋、创造性介入国际热点和利害冲突的安排（与机制）。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风范大国，不光要有硬实力的强大，还需要宽广的全球视野，有面向未来、从善如流的勇气和精神追求

　　“打铁先要自身硬”。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国内转型改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须牢记：当我们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时，并非是对外宣传上的托词，或是为推卸国际责任寻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国目前发展所处的较低水平；不管外界怎么解读“发展中”的宣示，中国媒体和公众要有清醒、准确的自我估计。保持忧患意识、谦虚态度和奋发图强精神，再有几代人的艰苦跋涉，中华民族为人类进步再做重大贡献的图景才可清晰显现。顺便说一下，以往多数国际政治的教材或研究类著作聚焦在国际政治的阴暗面，讲了太多的冲突与算计。我想做些不太一样的工作，把分析重心放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积极因素与线索上。我们国家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风范大国，不光要有硬实力的强大，还需要宽广的全球视野，有面向未来、从善如流的勇气和精神追求。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三年，各项事业的重大进展及一些信号的发出，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决心和远大抱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赞许。政治上的反腐倡廉，经济上的户籍改革和消除垄断等尝试，都属于艰苦卓绝的攻关。转型升级的口号与行动正在国内各个方向延伸。内政有如此可喜的迹象，外交同样出现了新的气势。实施“一带一路”的周边大战略，发展“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式义利观的新思路，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倡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通盘设计，中国在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路线图，中国在联合国和多边场合的更加活跃与努力，显示出与内政同步的奋发有为、强势变革取向。

　　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

　　作为中国外交的研究者，我很欣喜地见到中国外交的新取向，同时也在思考：介于中国内部变革和外交活跃之间，我们的外交转型会是怎样的方式？如何做才能更好适合内外需求？这方面的所谓“顶层设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在新的全球场景内，适应新的环境与要求，中国外交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外交转型与“创造性介入”的对外取向有何关系？

　　在我看来，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或趋势，既包括发生在国际范围的重大变化和事件，它们构成中国外交实现“创造性介入”的约束条件；也包括国际范围各国外交转型的一般规律与经验教训，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变革与转型的借鉴对象。其次，需要探讨中国的独有进程，即当下改革开放的新趋势、新举措、新难题；不难理解，这些正是推进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最后，需要进入操作层面，观察有关外交转型的具体难题，分析外交的政治地位、外交投入及其增长机制、外交官的筛选与培养机制等方面。后者属于体制机制包括规章制度性的专业问题，过去探讨得很少。

　　须明白，外交的活力释放，中国外交在全球的更大影响，与内部的体制机制变革、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有内在联系、成正比关系的。放开眼界就会发现，中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有全球性、历史性的意义。观察全球外交进步的方向，不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程度如何，社会因素（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对外交转型有基础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绝对主权思想与实践正在式微，国家逐渐“变小”、社会逐渐“变大”，全球性相互依存已成潮流。最终历史将证明，人、公民、社会代表着本体、上位、主导和根本，而国家、权力、军事、外交等上层建筑的形塑与推进，须朝着服务于前者的方向。国际关系不是重复循环的，而是演化进步的，这一趋势是人类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野蛮争斗到文明开化发展的映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进程，外交转型属于其中的片断。

　　我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也因此，《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一书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如何？外交工作怎样适应新的要求？外交转型要朝着什么方向？（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