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的世界史版刊发了有关欧美传记学的专题，令人眼前一亮。该专题使国内学界关注到了在欧美史学界方兴未艾的人物研究转向，对了解20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特色大有裨益。事实上，二战后英国中世纪史学界的人物传记研究同样十分兴盛，而且它是使英国中古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认识发生革命性转型的一种推动力量，也是这种史学变革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文拟对英国中古史学界的传记研究做一阐释，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2017年英国历史学最高奖沃尔夫森奖的6部提名著作中，有3部是人物传记。其中有两部是中世纪的帝王传，分别是克里斯·格文-威尔森的《亨利四世》和马修·斯特里克兰的《幼王亨利，1155—1183》。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英国中古史学界很多著名学者的学术代表作就是人物传记，不少作品堪称经典。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英国中古史研究在二战以来的革命性转型。19世纪以来，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蓬勃发展的氛围下，英国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辉格派史学。它的基本理念是将英国的成功归因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如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进取精神、民主传统等。在解释中古英国历史时，辉格史学强调，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早建立议会民主制度，是代表民主传统的贵族群体领导人民与代表专制倾向的王权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教授威廉·斯塔布斯（1825—1901）。他写作了一部英国通史，构建起对英国历史的辉格式解释框架，并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和服膺者。此外，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程，为英国史学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使其学派的研究看起来具有扎实的史料根据。随着英帝国的式微和现代史学的发展，无论是辉格史学宣扬的理念还是其研究路径都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挑战。从20世纪初起，英国中古史学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试图进行各种扩展和转型。但是，直到二战前后，斯塔布斯及其代表的辉格史学仍然是主导性的。1948年，史家加尔布雷斯在其就任牛津大学钦定近代史教授的演说中称：“斯塔布斯的传统并未打破，我仍是他的学生。”

　　彻底从学术上终结辉格史学的，是另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开创的新学派。肯尼斯·B.麦克法兰（1903—1966），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一生未婚，著述也极少，在学术界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但是正如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蒂·卡彭特所言：“麦克法兰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几乎所有今天研究14、15世纪英国政治史的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学术上都是他的后代。”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学界就开始总结和反思“麦克法兰遗产”，他开创的研究路径主导了二战后英国中世纪史研究数十年，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

　　突破口在15世纪。在辉格史学的解释体系中，13、14世纪是辉煌的。直到1399年的“兰开斯特革命”，英国贵族在领导民众限制王权专制、构建所谓英国式的先进政治文化的道路上一路前进，无私无畏，成果卓著：《大宪章》、议会、甚至废黜君主。但是，进入15世纪，英国的贵族“堕落”了。孕育民主和公益、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被抛弃，追求家族私利、基于金钱报酬而结成私人效忠关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内战和混乱也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表象。

　　麦克法兰很早就关注并深入研究了15世纪英国的这种后来被称为“变态封建主义”的现象，并写作成名作《变态封建主义》一文。麦克法兰及其学派认为，并不是15世纪堕落了，而是13、14世纪被神化了。所谓贵族的政治理想，不过是辉格派史家的主观想象。在中世纪，贵族与国王同处统治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而非对抗的。麦克法兰还提出了著名的“服务型贵族”的概念，说明贵族与王权的相辅相成。至于私人效忠的结成和家族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中世纪的常态而非变态。所谓“变态封建主义”的特征，广泛存在于14世纪之前的英格兰，包括国王也在积极地利用这种私人效忠来巩固其统治。基于私人效忠而形成的各种派系或“圈子”，是中世纪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影响不亚于封君封臣制度。而且，这种被麦克法兰概括为“庇护制”的关系对于当时的社会并非必然是消极的、带来混乱的，相反，它有力地维护了秩序。在麦克法兰看来，14、15世纪英格兰贵族发动的几次反对国王的斗争以及被称为玫瑰战争的内战，很难说是贵族群体的所谓君权有限的政治理想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的共同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国王不够强大，缺乏“领袖气质”，不能维持既有的秩序。

　　麦克法兰学派的理论几乎完全颠覆了辉格史学对中世纪的诠释，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国中古史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生以及再传弟子中名家辈出，占据着各研究领域的高峰，更主要的是麦克法兰开创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或者说对既有学说具有致命的破坏力。而其生命力或破坏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对中世纪的“人”的真正剖析。

　　辉格史学的构建也是基于对中世纪的人的解释，其关注的重点是重大事件中贵族阶层的行为，并对其行为背后的理念作出诠释。但是，斯塔布斯时代的史料基础主要是中世纪教会人士撰写的编年史，以及部分中央政府档案，这使其研究带有致命的缺陷。教会与王权的长期权力博弈决定了编年史的叙述充满偏见，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和片段式的史料基础也不足以支撑对贵族阶层思想的整体把握。结果是，辉格史学的很多论断在逻辑上是断裂的，基于想象而非史实。

　　麦克法兰注意到了辉格史学的这些局限，并在自己提倡的研究路径中给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把当时刚刚兴起的“群体人物学”方法引入对中世纪的研究，主张只有对一个群体中的人物个体有足够的剖析与了解，才能对这个群体的思想和整个时代作出概括和总结。比如在一些事件中贵族的集体行动和政治纲领，背后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利益考量，并不一定是长期的、统一的所谓政治理想的体现。

　　这一方法为学者们带来了庞大的研究任务，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概括一个时代像是不可能的使命。不过，由于它对准了辉格史学的软肋，初步的尝试就足以推翻旧的解释体系。学者们开始更多地眼光向下，在地方史的研究中重塑历史。地方史不再仅是人们在乡土观念驱动下形成的历史研究分支，而是成为探寻政治文化发展核心路径的主战场。在此影响下，郡、市、百户区、教区、庄园等地方史料整理进展迅速，辉格史学时代的史料缺陷日益被克服，对许多历史场景和时段形成全面认识的基础越来越可靠，大量学者投身到地区史研究中，佳作频出。

　　在此基础上，人物传记研究成为串联起中央和地方、整体与局部的最佳选择。麦克法兰本人并没有发表太多人物研究的论著，其身后出版的《中古后期英格兰的贵族》是基于福特讲座的内容。这些讲稿在正式出版之前，讲座笔记已经在学人当中传抄多年。麦克法兰更直接的影响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指导其博士生的论文，而他们多以人物传记作为论文选题。如J.马蒂克特的《兰开斯特的托马斯》，通过对爱德华二世时代一个主要贵族的细致研究，彻底改变了辉格史学对爱德华二世被废黜事件的过度诠释，成为学术经典，也奠定了他本人在学界的地位。在麦克法兰及其学生的影响下，英国中古史学界的许多学者投身到人物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既利用各种官方档案，更基于丰富的地方史料，构建起连贯的人物活动线索和清晰的人物关系网络，比辉格史学基于片段史实而进行的推理或想象更加扎实可靠，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麦克法兰的方法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服膺者日众，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学界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但是其影响毋庸置疑，最主要的是使辉格式的历史观失去了市场。直至今日，英国中古史学界的传记研究仍然硕果不断，比如前文提及的沃尔夫森奖提名作品。其中，《亨利四世》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版的《耶鲁英国国王传记》系列丛书的最新成果，延续了既往的高水准。这些研究著作不同于完全面向大众的传记类畅销书，都是大家手笔，既有广泛的读者群，又有严谨的学术性，在国际学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只有把它们放在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整体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观察，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现象，进而对当今的英国中古史学有恰当的把握。

　　（作者：蔺志强，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