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进行创新。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创新。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吸收前人和当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是对当前和今后历史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的创新。

——安作璋

　　“我的一生非常简单，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年近九旬的安作璋先生安详地坐在狭窄的书房里，身上自然流淌着一股浓烈淳厚的文化气息，静谧、璀璨。

　　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敦厚谦和的慈祥老人，一颗学术界的璀璨明珠，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60多年来，他以丰富的著述、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大家的风范，赢得了学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成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

为人

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1937年，当时我小学毕业，正好抗日战争开始，家乡被日军占领，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但是我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1944年秋，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

　　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安作璋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门下，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

　　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作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

　　“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1947—1951），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安作璋说，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个月中，他的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当时，他年仅28岁。1959年，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

　　“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安作璋说，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

　　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

　　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学史集》《学史集续集》，他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书题名曰《学史集》”，足见他的胸怀。

　　《文摘报》原主编肖黎曾多次向安作璋约稿，他回忆说：“先生每次寄来稿件时都要附上一段话，说自己虽然已经认真地思考才下笔，完稿后依然不太满意，如可用，希望能予以修改，文章长短由我确定，不必再商量。作为老先生，他总是这样平等待人，替别人着想，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为学

三勤与三通

　　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

　　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谈到先生为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说，“三勤”虽是安先生的谦逊之辞，亦道出了先生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

　　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静，落笔翻书，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

　　主编《山东通史》时，安作璋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但仍手不释笔。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作为“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

　　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王克奇眼里，安先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翻烂了好几套史记和汉书”。

　　艰辛的付出换来了累累硕果，仅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安作璋著述就达数千万字，皇皇巨著，洋洋大观。

　　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三通”。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所谓“通”包含三个方面，即纵通、横通、类通，“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

　　除了“三勤”与“三通”，安作璋认为治学还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博与专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有效的治史方法。安作璋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说：“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还要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同时，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

　　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安作璋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毛泽东同志曾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邓小平同志也讲过，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失败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有一条原则安作璋始终坚持不动摇。他说：“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应当鼓励支持大胆尝试；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历史学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这个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

　　曾有人问安先生：“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安作璋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进行了新的诠释，尤其把史德摆在突出位置。

　　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学生，他曾说：“安先生完全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来关照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的得失，丝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传记中泛滥的各种媚俗倾向，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和敬佩。”

　　在安作璋渗透血汗的文章中，布满着对历史的关照，更充满了对现实的思索。他认为，治史的目的自然是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的价值却在于赋予时人一种清醒的智慧。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说：“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下午的阳光穿过窗外盛开的石榴花，柔和地映照着安作璋先生慈祥的面孔。虽已至耄耋之年，他仍发愤忘食，老而弥笃，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