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南有“最后草屋部落”之称的昌江洪水村开始了搬迁，村民陆续迁至不远处的砖瓦新房，开启新的生活。一方面，村民们需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生活改善，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洪水村的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人烟渐散，它的保护又面临困境。

　　这只是一个缩影。时下，许多富有特色的传统村落面临尴尬的处境。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的城镇化浪潮下，我国的自然村正以平均每天80到100个的速度在消亡，其中包含大量的传统村落。记忆中的古街老巷、富有历史底蕴的乡村古建、牵系着乡情的青山绿水，如果没有它们，乡愁又将从何处寻找？

　　要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留住乡愁”的关系，本身是一道考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中国城乡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978年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18%；2011年末，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中国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55%——37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也意味着一场剧烈的城乡变迁。在波澜壮阔的外出务工潮里，2.74亿农民工从乡村走入城镇，部分农村正呈现空壳化。山西省平顺县一位村支书感慨，世外桃源一样的风光不能当饭吃，也比不上外面现代化的生活。近几年，这个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出去“陪读”，村里79口人中只有一半还常住在村里。除了人口由村到城的自然流失，还有一些传统村落为了便于旅游开发，在出让村庄经营权的同时，选择让村民整体搬迁，原有村落只剩下一堆缺少生气的建筑。

　　“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体现的是新型城镇化中应该坚守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情怀。但要真正做到“坚守”，似乎并不容易，乡村要“活”起来、“美”起来，需要统筹规划，辩证把握“新”与“旧”、“远”与“近”的关系。

　　科学处理各方利益关系是关键。城镇化的推进中，耕地“红线”明确了土地开发的边界，使城市规模扩张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硬约束。但有的城市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部分地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加快，但转让不规范的问题仍有发生。此外，大量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需要复垦，地从哪里来？某西部城市在新城扩张过程中开挖山地，造成该市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万多平方公里，占其总土地面积的96%.仅从近期经济发展考量，挖山填湖，终究不可持续。如何寻找到一条内涵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深入思考。科学处理城市扩张、产业调整、村落保护和百姓利益的关系需要有大格局、新思路。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有深厚的人文情怀。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传统村落青石板巷道被全部砌成了水泥路，有的老房子被统一刷成白色，与村子古色古香的原貌格格不入；部分县城大拆大建的状况未有改观，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造人工景观，结果是“千城一面”“万楼一貌”。而事实上，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才是“留住乡愁”之本；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注重民生福祉，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从城镇化率到户籍城镇化率，体现了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彰显了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新型城镇化宁可慢、不可急。妥善处理农民进城与就业、社保的关系，坚持产城融合、有效提升城市品位才是新型城镇化的要义所在。

　　此外，随着“逆城市化”趋势的来临，中国要打开思路主动适应。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也配置了像大城市一样健全的基础设施，实现了城市与乡村一样的便利却又独具特色，通过一些针对性强的业态和功能性项目，疏解大城市的压力，满足了一部分逃离城市的人群的诉求。此外，他们主动顺应老龄化的趋势，让休闲经济和养老经济结合起来，让老年人在晚年找回久违的归属感，做到传统和现代融合、城市与乡村结合、代际关系的和谐，真正实现了“留住乡愁”。目前，我国不少地方也进行了成功探索，“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新农村模式在成都广汉等农村推广，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自成一体的老院落、古树小桥得以保留，多了一份美丽乡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潜力所在。当然，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学命题。更加注重这一过程的历史情怀和生态追求，是“留住乡愁”的保障和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