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处理政商关系，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构建一种“新型政商关系”，并将这一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掀起反腐风暴，落马的“苍蝇”“老虎”，多与扭曲的政商关系有关。在强势反腐的形势下，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接触，似乎成为“雷区”，甚至“禁区”。社会思潮中也有人重提“原罪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把政商对立起来，更使政商关系、甚至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蒙上“雾霾”。故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型政商关系中强调“亲”这个字，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做到亲商、安商、富商，是着眼中国改革发展大局提出的重要理念，是对新形势下政商关系的正名和定位，意义甚为深远。

　　商事制度改革是提升政府“亲商”能力的“先手棋”和“当头炮”。“新型政商关系”中的“政”，既有微观指向，即党政部门组成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体；也有宏观指向，即公共权力部门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然而，从长远和大局来看，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关键还要看后者，尤其要看政府职能转变与权力清单设定。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确定的重要任务。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来看，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大幅压减商事登记前置审批，将企业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主体自主决定权归还市场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商事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环节，涉及行政审批制度体系、市场准入退出体系、市场监管体系，贯穿政府管理经济的全过程，具有全局性。商事制度直接关联政府与市场，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市场活力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检验政府职能转变的试金石。商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矫正对象，正是“所有制差别对待问题”。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有的民营企业反映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公正、不公平。不管是市场准入门槛，还是相关规则条例，对他们都另眼相看。他们说，不是他们非要这些政策，就是觉得不公正，自己创业过程中心里有疙瘩。对此，我们要清理不合理的政策规定，这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20日）

　　商事制度改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宽进”，实现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最大限度激发企业活力；另一方面要“严管”，即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社会共治，创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这些年来的实践看，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简化了企业注册程序，降低了注册资本，更由于政府自身权力的下放和取消，从制度上促进了廉政建设，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土壤。可以说，商事制度改革构成了我国“亲商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环节。

　　一方面，商事制度改革通过取消和后置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在工商管理部门实现了政府权力的收缩与转型。政府进一步将自身职能明确为规则的提供者和裁判，而将应由市场担负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企业主体。事实证明：通过商事制度改革，新登记注册企业对政府部门这一职能转变给予了积极评价。

　　另一方面，在商事制度改革中，与市场主体的“宽进”相对应的就是“严管”，原来注册前的诸多审批项目被事中事后的严格监管所替代。这一改革的本质精神是要将政府从微观的经济活动中摆脱出来，而专注于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使政府职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可以讲，“亲商”的政府也要讲究“亲而不乱”、“宽严相济”，有为的企业也要懂得“尽力而为”、“为所当为”。既有“菩萨低眉”，亦有“金刚怒目”；既讲“宽进”，又讲“严管”，方可谓之新形势下的“亲商政府”。（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