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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贸易中的山西商人

王春平

//m.auribault.com 2015-06-16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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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以丝绸贸易发轫而形成的连通东西方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通道。其起讫点实有相当的开放幅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主线绵延、支线扩散汇集的放射线网络。一为西部沙漠丝绸之路，通常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经塔克拉马干沙漠走向中亚广泛地区，继而由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抵达伊朗，终至地中海沿岸；一为海上丝绸之路，以扬州、明州、泉州、番禹等港口为支点，或南下或东出日本、朝鲜，也可西进东南亚、印度洋，延及西亚、阿拉伯及东北非沿海诸国。同时还有大西南等贸易干道。明清时期，一条贯通南北，由北边入俄的万里商路渐次开通，丝绸之路分支更多，贸易区域大大拓展，晋商开疆拓土纵横欧亚，开创了执商界牛耳五百年的财富神话。

　　海上丝绸之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南宋，明代达到高峰，后因海禁，时兴时歇。陆上丝绸之路约始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周时期，辐轮战车沿波斯及印度一线传入中原地区。早在汉代张骞凿通丝路之前，蜀布即随商人贸易而达大夏（今阿富汗）周边区域。丝路贸易趋于繁密确实始于张骞二次西域之行，中原风物特别是丝织物、药材随商队传入今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地，并辗转输入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此后，西域诸国商人陆续沿此商路深入中原，形成沟通西域与中土的黄金商道。山西丝路贸易迎来了它的活跃期。

　　山西古为王畿之地，拱卫京都，屏障中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联通四方之要，也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路。早在商周时期，西域美玉即由新疆、内蒙古经山西输入中原。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成为文化交流碰撞桥头堡。此后，山西依藉繁荣的农桑业及丰富矿藏，成为丝路贸易的一支主要力量。古河东和古上党曾是传说中嫘祖育蚕、嫘祖煮丝的发生地，汾河流域、黄河流域及太行山、中条山腹地，良种老桑遍及山村野泽。唐宋年间，泽潞织机已达3.5台，潞绸成为宫廷供奉。彼时苏浙丝绸业尚未发达，丝绸之路贸易输出的主要是潞绸。《山西通志》表明：盛唐时，潞绸畅销，山西人曾翻山越岭远赴阿拉伯传授丝织技术。明代初建，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朱模封藩泽潞，于潞安设织染局，促进了泽潞丝织业的繁荣，潞绸成为颇享盛名的三大丝织品，时有“南湘江，北潞安，衣天下”的说法，潞州丝绸也一度风靡朝鲜、南亚、中亚诸国。新疆高昌古城陆续发掘出丝绸税册和松烟墨遗存。松烟墨也叫松心墨，系用上党原始老松，经几十道工艺而成，色浓润泽，雅淡清香，李白赋诗赞之“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作为宫廷御用尤受乾隆皇帝喜爱。宋人晁说《墨经》论墨最重松心，说“唐则易州潞州之松，上党松心为先”。松心墨随造纸术声名远扬，传播到更广大区域。

　　“生泽熟潞”，泽潞二州及吉州还是当时北中国重要的冶铁基地。考古发掘发现，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在上党普遍使用；汉代官府设专职铁官管理矿藏开采和冶铁铸造事宜。泽潞铁制器皿由丝绸之路经乌兰布通转口贸易亚洲等异域城邦。高昌古城陆续出土的文物，曾发现练帛行、铛釜行的交易书契。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异域商队多是栗特人。栗特人原居葱岭以西，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生活在中亚一带的栗特人相继流寓中土。公元3世纪至公元8世纪，受战乱影响及商业利益驱使，栗特人先后建立康国、安国等邦国，官府称之为“昭武九姓”。隋唐时，栗特人大量流徙，聚居中原，并形成不同的聚居群落。为方便管理这些异域移民或侨居商人，官方设立萨保府，由栗特商队首领萨保专司管理之职。栗特人是往来于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力量。他们把胡椒、葡萄、香料带入中原，同时把丝绸、铁器、西北药物转亚欧非，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垄断中亚至印度洋、欧洲的贸易。一些栗特人甚至入职中原官府担任刺史等要职，亦政亦商，称雄商路。

　　栗特人大规模徙居山西当在隋唐时期，时人称之“并州胡”。担任“并州胡”萨保的是虞弘。虞弘，公元532年出生于鱼国，即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一带，曾出使北齐、北周，隋时入中原为官，官至仪同三司及凉州刺史，曾“镇押并部”即并州，公元592年卒于晋阳。虞弘所辖所治栗特商人频频往返于中土与西亚间，甚至一度把持从拜占庭到波斯通往欧州的皮毛贸易通道。他们将中土的丝绸出运西方，把西方金银器皿转运中原，栗特人实际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山西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马可波罗行记》得以让我们一窥栗特人给古晋阳带来的变化，以及当时的贸易情况：“自涿州首途，行此乃十日毕，抵太原府。工商颇盛，其地种植葡萄园，酿葡萄酒。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养蚕桑，产丝甚多”“有大商数人自此地发足，前往印度等地经商牟利”。《隋书》裴矩传和裴矩《西域诸国记》勾勒了丝绸古道的具体线路及这一商路的繁盛景象。

　　山西商贾把丝绸等物质产品转输异域他国之时，也把会馆留在了丝绸古道上。由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翻乌鞘岭到敦煌及乌鲁木齐的漫长丝路，山西人修筑的会馆一座连着一座。有些甚至举家整族迁徙，形成村落乃至集镇。晋商与丝路之关系于此得窥，文化也在丝路贸易中碰撞交融。敦煌《五台山全图》是莫高窟尺幅最大的壁画，长13米多，高近4米，再现了五台山佛国圣境及山西世俗风情。画幅曾顺丝路传入西域等地，促进了佛教文化传播交流。

　　山西人参与海上丝路贸易较晚，多选择扬州、宁波、广州等港口城市经营茶、盐、药材、丝绸，汉口襄樊也多晋商集聚。在广州，山西商人聚居濠田，广生远、广益义、广懋兴等商号占据了日用品贸易的半壁江山。这些商人在瓷器、茶叶、丝绸产地组织货源运往广州，转手潮汕商人，出海销往南洋。活跃在长江中下游汉口、襄樊等沿岸城市的山西商人，如介休范氏家族，组织船帮远赴大阪、横滨等地采买黄铜，前后持续70余年。与此同时，还有山西商人在云南、四川、贵州开庄办场，经营盐业、布帛、粮油等。明清海禁，丝绸之路一时消歇，山西商人因时因便开拓了南起武夷北至俄蒙的万里茶路。不产茶叶的山西商人由武夷、武汉沿唐白河而上，再由河南入晋。一部分过雁门关、岱岳、右玉、穿越杀虎口而至归化；一部分经应县、大同、张家口而达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成为中俄贸易的集散地。榆次常氏、祁县渠氏等都在托木斯克、恰克图转贩丝茶。中俄贸易额1728年还只有1万卢布，1755年渐增至83万卢布，1766年达136万卢布；嘉庆年间，更激增至800万卢布。山西商人就在这日益繁盛的贸易活动中集聚财富、壮大实力，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大商帮。（作者为山西省文化厅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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