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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如何打通产学研
——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沈志勋
李小佳
//m.auribault.com 2016-09-27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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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酝酿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的方案受到业界关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也明确了11大重点专项,其中就包括“初步形成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并争取率先承担国家任务”。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前首席科学家沈志勋。

  解放新论:资料显示,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委托斯坦福大学管理。成立至今,共产生过6位诺贝尔奖得主。请问,美国的实验室是如何参与创新的?

  沈志勋:美国的实验室基本分为两类——科学类和工程类。科学实验室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如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则更偏向应用。

  实验室以大规模专项投入大装置为基础。大科学装置的复杂性和规模是大学很难做到的,所以需要国家的投入。不过,大学有人才、科研方向,二者互补互动推动实验室的发展。所以,相当一部分国家实验室设在大学或大学周边,并由大学管理。

  国家实验室的使命,是挑战某个科学领域中最前沿、最困难、最突出的问题。在实现这个使命的同时,会产生很多新技术。这时,通过创新企业把技术产业化,使技术初试市场,再进行调整,然后进行放大,最后为社会服务、创造价值。

  有人认为,大学申请专利是为了收益。实际上,对美国绝大部分大学而言,申请专利并不是为了赚钱。由于没有专利,就没有办法保护,企业就不会投资。所以,申请专利的主要目的是让发明能够更好地被重视、投资和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学校的首要目的不应该是收益,而是社会的进步,是培养人才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收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但不是初衷。

  解放新论:上海提出了“初步形成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目标。对此,你有何看法?

  沈志勋:在我们的实验室中,合作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约280个大学和机构,目前一半以上的装置使用时间是给美国以外的学者,谁有好的想法谁就能来用。我们要求所有结果都是公开发表的。如果其中哪些结果是想自己独用的,就要支付费用,而这个费用是很高的。这对上海建设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推进产学研合作,希望有一定的启发。

  解放新论:大多数大学都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

  沈志勋:大学类型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这样才可以培养出不同的人才。有观点认为,斯坦福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所美国大学。它培养社会公民,但也鼓励学生个人成功,鼓励技术应用和转化。如果这些技术对生活是有用的,就会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问题的核心在于,教授是不是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如果是,就可以给一些自由度。

  好的科研环境有几方面要素,即自由的、开放合作的、相对容易得到支持和宽容犯错。对科学家而言,在走向知识最前沿时,通常不知道后面可能是什么,谁也不能说什么事情一定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永远是对的,就说明其实还没有抵达前沿。

  解放新论: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你有什么建议?

  沈志勋: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需要了解社会的变迁趋势。我认为,有两个趋势很重要:一是老龄化。往后看20年,中国老龄化在人口规模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将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二是中产群体。他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升级等,将是一个重大趋势。抓住这些趋势、发现需求并进行引领,上海就可以更上一层楼。当然,产学研结合与创新所需的优良生态系统,也是需要强调的。

  此外,上海也有责任搞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对知识的追求本身会给上海带来价值,这一点对顶级人才的培育和上海在全球的地位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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