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中国人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

　　古人使用“知行合一”，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认识论、实践论和反映论是有差别的。明代的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深入思考，得出了“良知良行”的结论，即知行合一，这就是史称的“龙场悟道”。但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良行主要是道德层面的，良好的道德观念与良好的道德行为。他认为，人原本就具有良知，这与董仲舒等人的性善论是相通的，后天良知被遮蔽了，需要修身修心，“致良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还认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他看来，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一定会有良好的道德行为，反过来，有良好的道德行为的人，一定是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有的人不赞成王阳明这种知行“同一”。

　　能够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视角说明知行合一的，孙中山先生应该是较早的代表人物。他侧重强调了知难行易。

　　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写就的《实践论》，是对知行合一最深刻、最科学的阐述。1950年，斯大林看到《实践论》的俄译本，很赞赏，此后《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的高度评价，代表了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讲了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讲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动态过程。讲了认识的两次重要飞跃，由实践获得感性认识，是第一次飞跃，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二次飞跃。即令完成了两次飞跃，这个过程也没有完结，还要将获取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被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反过头又可以指导实践。毛泽东还用“实事求是”解读了知行合一。

　　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的代表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强调社会生活的全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也是客观的、物质的。强调了物质客体、感性客体和思想客体的关系，强调基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践论》是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特别是深刻总结党在1931年至1935年教条主义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观的精辟阐发和创新发展。

　　基于此，今天仍然要深入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科学理解现代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第一，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知行合一的能动过程中，实践既是起点又是落脚点。第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是要强调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知行合一不是知行同一，有了实践，有了感性认识还不够，还必须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行理论创新。正如毛泽东所说，“靠总结经验吃饭”。第四，理性认识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第五，要高度重视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