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近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与产业链的调整重构将是一个不同角色、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互动进程。这对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实施政策的制定要高度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审时度势应对新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调整与发展的机遇，创建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在新国际环境条件下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战略制定要重视外部变化

　　张蕴岭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将进入一个后危机改革、整合与发展的时期。对中国来说，新的时期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只要能积极应对挑战，利用好机遇，就可以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他说，20世纪末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1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支撑这个时期发展的有利因素主要是：其一，世界市场开放的大环境，这得益于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产生的红利；其二，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在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理环境下，保持较快的增长；其三，发展中国家采取开放发展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其四，跨国资本流动加速，国际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市场。

　　中国于2000年完成加入WT O谈判，成为WT O成员时恰逢黄金期。中国加入WT O产生了多重积极效应：其一，取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优惠券(普惠 环 境)， 推 动 了 中 国 出 口 的 快 速 增长；其二，落实加入WT O的承诺，大力推动了中国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市场开放的进程；其三，深度改革开放和可预期的发展前景对外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外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热土。由此，中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加速了赶超的步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无论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G D P总量，都以跳跃式的速度赶超。

　　不过，中国采取的“引进-出口-赶超”模式加快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制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是推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一步。构建新的发展方式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完成这种转变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不懈努力。如果说“十二五”是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开局五年，初见成效，那么“十三五”期间应该是取得明显成效的五年，为实现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互依存，因此外部市场和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既涉及世界市场的结构调整、体系变革、规则制定，也涉及新产业革命的兴起，国际生产网络与产业链调整与重构，还有世界经济的大格局转换等。这场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实施政策的制定要高度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审时度势应对新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调整与发展的机遇，创建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在新国际环境条件下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济交换新规则也有积极面

　　张蕴岭表示，2008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那场危机不仅迅速扩及世界，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先是发生在美欧发达国家，而后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传导。之所以把这场金融/经济危机说成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一方面，它标志着世界经济上一轮黄金增长期结束，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另一方面，标志着前一个时期世界市场的宽松环境和规则发生转变，驱动新国际经济交易规则的制定。

　　从未来5至10年的总趋势看，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将渐进改善。尽管挑战的因素很多，经过调整与变革，也有可能生成一个新的平稳与创新发展期。其中，发达国家以新科技革命为引领，以新规则为平台，力图构建新的增长机制，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像美国有可能取得新的经济发展优势；新兴经济体则会着力调整结构与发展政策，适应新的环境，重塑比较优势，力图创建新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活力。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基础结构。因此，无论是区域范围，还是全球范围的新规则制定，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推进市场的开放，而不是相反。在趋于改善的国际发展环境下，国际贸易交换、国际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的构造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而不是萎缩。特别是，新的产业革命会使国际分工网络和产业链的构造获得新的动力，塑造新的架构，推动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在危机期间，曾出现所谓的“退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本回流等。但是，随着世界发展环境的改善，新规则的推行，新国际分工网络的发展，全球化的势头会进一步加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竞争，是各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升级的必然选择。

　　不过，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交换新规则的制定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力推和主导的。它们之所以推行新规则，当然首先是为了确立其在新形势下的竞争优势。从总的趋势看，新规则的核心是推进市场高度开放，推行高技术标准和市场竞争条件，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的门槛。以往，国际经济交换规则制定的重点是打开国家间的“边界限制”，主要涉及推动部门和领域的开放，主要的手段是降低关税。而新规则的重点是打开国家间的“边界内限制”，主要涉及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在这样的新规则中，发达国家当然会拥有体制和竞争力的“制高点”。这也正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积极推行新规则制定的动机和动力。特别是，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规则的制定，消除，至少大大减弱新兴经济体的特殊竞争比较优势(低劳动成本、宽松环境标准、对本土企业的优惠政策支持等)，创建有利于发达国家资本回流、产业回归和新产业领先的条件和环境。

　　张蕴岭认为，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则也有一些积极面。在如今和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新的国际生产分工网络和产业链拓展与深化，降低和消除国内的体制与政策障碍的必要性大大提高。从现实的国际经济交换的流程来看，如今对于商品贸易来说，实际的主要限制已经不是关税，而是非关税措施，主要涉及体制、政策、标准的规则。对于服务贸易和投资来说，流动障碍则主要来自规制和政策。因此，创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和竞争环境，有必要清除诸多的“边界内”障碍。

　　未来国际规则制定将是互动进程

　　不过，毕竟这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低起点累积经济起飞资源和条件的追赶战略形成严重的制约，对已经走向经济起飞的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挑战。他们面临的局面是：许多传统的比较竞争优势将会丧失，必须在高平台上构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竞争优势，按照设定的新标准制定政策和规范行为。从参与竞争的能力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对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他们不仅对此没有准备好，缺乏足够的能力，而且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构造高起点的竞争力。

　　美国等发达国家决意要把新规则推向全球多边，以打造全球范围的高标准竞争环境。鉴于多边体系成员多，差别大，利益诉求复杂，发达国家决意抛开以多哈回合为中心的多边框架(WT O )谈判进程，先通过区域自贸区谈判(如T PP、T T IP)和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如T ISA )来制定新标准，进而努力推广到多边体系。美国和欧盟都明确表示要通过T PP、T T IP和T ISA等制定面向21世纪的新规则。显然，美国领导新规则制定有着明确的战略，这就是占据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也应该看到，美欧经济的问题主要出自内部结构，需要大的改革，单靠外部环境改造难以使其重具活力。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发达国家可以完全主导的，发达国家可以力图主导谈判进程，但是并不能垄断谈判进程和强推结果。参与者 总 是 有 讨 价 还 价 的 权 利 。 就 像T PP，虽然由美国主导，但参与者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像越南这样的刚刚进入中低收入层的国家，他们对超高标准是难以接受的，必然进行讨价还价，争取更多的优惠待遇和实施灵活性。

　　现实中，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互参与，仅由发达国家内部圈定的规则只能适用于其内部，并不能完全制约外部。因为即便是它们的经济“内核”依赖于与外部的链接，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仍然难以行得通。尽管WT O多哈回合进程整体受阻，但是多边进程还在继续。2013年底，WT O成员就贸易便利化等协定达成协议就是一个例证。WT O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也是一个合作的结果，表明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有着很强的基础。

　　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想把区域和局部规则推广到多边规则并没有直通车。如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仅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新规则是行不通的。如果新规则会分割世界市场，跨国生产网络和产业链条就会断裂，最终也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张蕴岭说，世界经济发展的权重结构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移。推动这个趋势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主要是：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生产网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后发增长优势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其二，跨国生产网络和产业链构造是建立在开放市场框架下比较优势分工链接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是构成网络和链条体系动态调整的最具活力的环节；其三，发展中国家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不会坐以待毙。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与产业链的调整重构是一个不同角色、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互动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