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片面说这里负担重那里负担轻，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少些情绪化的炒作，多些实事求是的分析，把精力放在落实供给侧攻坚战的任务上，才是企业利益所盼。

　　日前，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有媒体断章取义，联系起他接受采访时所谈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税负高、劳动力成本提升过快等问题，称其是因为税负痛感才选择“跑路”，还报道某女民营企业家痛哭“撑不下去”，片面指责税收制度改革。对此，曹德旺明确回应没有跑路，那只是正常的对外投资计划，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也“大致相同”。

　　媒体人的职责在尊重事实，评论员的道义在据理力争，只看部分事实、选择性评论，难以揭示问题的本质、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看到，对于这一新闻有的媒体选择了客观理性的评判标准，由此分析国内的营商环境如何进一步法治化、市场化，还给出了降低民营企业成本的若干办法。这种务实的态度符合媒体的基本职业素养。

　　事实上，对民企负担的判断应从三个维度来审视。一是税收法定的税负，这部分在不同的测算标准下有不同的结果，但总体上与发展阶段和转移支付、公共开支等相契合。这部分的降低只能在法治的改革框架下逐步进行，地方政府随意的增减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二是各类合法的交易成本，包括过高的信贷成本，及其引发的借新还旧，还有五险一金费率适当降低，此外能源与土地等开支也存在下调的空间。三是可能的“寻租”开支，包括简政放权不到位引发的新负担等。

　　对此，总的态度是第三类负担必须坚决打击，靠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外部成本。而对第二类负担主要靠调控，见效也需要一个过程，“组合拳”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而对第一类税收负担的调节，需要分类来看，在增收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逐步推进为妥。

　　这是因为，后两类负担的降低已能够较大幅度解决企业的经营困难。同时，对信贷成本的规制也利于降低杠杆率，一举两得。对税负来说，我们反对的是不依法征收，以及过头税、歧视性政策等乱象。把税种税率与增减标准科学测算统一进税法当中是当务之急，比局部的加加减减重要得多，也来得实惠得多。至于有人反映的营改增没有降低负担的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宏观上的数据支持改革是无异议的，但到了具体的行业地域具体的微观企业里，情况可能有些差别，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

　　降成本，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片面说这里负担重那里负担轻，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具体而微地分析企业负担的类型，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哪些短期能解决能见效，哪些需要一个过程来处理，都需要辩证看待、辨证施治。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此，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在此。少些情绪化的炒作，多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牢记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精力放在落实供给侧攻坚战的任务上，才是企业利益所盼，民生福祉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