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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文化可休矣
桑成富
//m.auribault.com 2017-11-24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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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文化,起源于沿江沿海城市,流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被视为封建糟粕,很难再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营造清清爽爽的政治生态,减少枝枝蔓蔓的关系网络,就不能不警惕和远离码头文化。

  历史上的码头文化,除了青帮、红帮、哥老会等帮派组织外,还有以下几种:

  拜同乡。“亲不亲,故乡人。”封建社会,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乡谊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李鸿章坐镇北洋时,“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民间都知道,“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军营的重要职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刘铭传与李鸿章同县,观其所用之人,不禁大骇:“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

  拜把子。《如此官场》一书说:“前清奥援,每托同谱。” 意指清代的官场中,流行借助拜把子的形式暗中支持和帮助。拜把子,又叫“义结金兰”,或“换过帖的”,双方“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愿结拜为异姓兄弟”,并承诺同心同德、同声共气、同仇敌忾。拜把子,其实与友情、友爱关系并不大。“拜”在一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经济上的利害相关,或者需要共同应对外部的势力。蒋介石先后结交几十位“把兄弟”,许崇智、张静江、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都赫然在列。然而,一旦涉及利益冲突,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拜师门。古时读书人最期盼的就是金榜题名,因而对选拔自己的主考官看得格外重要。科举制度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及第者自称门生,希望日后能得到重用和关照;而主考官看中新及第者,也希望日后有所回报。尤其一些穷京官,掐着指头盘算有钱的“财主门生”前来投拜自己,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捞上一笔补贴家用。“可笑捐输登仕版,也求大老认门生。”这种拜师,对于老师的辈分、年龄、品行、学识,概不计较,哪怕是比自己年轻或浅薄无知也没关系,只要有权有势即可。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一个叫过富的官员,因为能力实在过于平庸,当官17年,只是在杭州看守城门。后来,本省抚台刘中丞出了乱子,朝廷派钦差前来查办。巧合的是,钦差是过富中举的老师。刘中丞得知这一层关系后,马上对过富换了副面孔,不但嘘寒问暖,还给他连升几级。

  拜干亲。作为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手段,拜干亲与拜同乡、拜把子、拜师门相比,所建立的关系通常更为密切和牢固。以著名干儿子身份起家的安禄山,竟然认了大约8000个干儿子,是不是创了纪录有待历史学家去考证。明英宗时期的大太监王振,受到皇帝的极端宠爱,很多官员以当王振的干儿子为荣。工部侍郎耿宁比王振大30多岁,仍然在一个公开场合,跪在王振脚下,拼死也要当王振的干儿子。拜干亲大多是出于利益算计的目的,为利而“拜”,为利而“散”。当干爹的一方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一旦这个“热源”失势,原本打得火热的干亲马上就会冷淡下来。“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篮儿去,一篮儿不去断亲戚。”这个民间歌谣形象地揭示出拜干亲的真相与世态。

  码头文化的表现还有许多,比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一个“秘书帮”,一个“汉大帮”,把当地的政治生态搞得乌烟瘴气。码头文化倡导的不是团结,而是结团;不是拼搏,而是拼斗;不是讲明规矩,而是讲“潜规则”;不是讲革命正气,而是讲江湖义气。相互之间抱团取暖,党同伐异,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只看亲疏,不论是非。这种现象不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主席早就明确告诫全党:“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面对正风反腐寸步不让的新势头,面对人们对“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新期待,我们断言:码头可以有,码头文化必须休!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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