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具备恢宏格局与长远志向，在旧学与新知中寻找答案，在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思潮的交汇中探索本民族的坐标，做出大学问、真学问，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司马迁曾经说过，他写《史记》的志向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司马迁的志向转译一下，亦即是做大学问、真学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成了无数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期许与自勉。

　　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历史的评价标准却贯穿古今。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秉持“做大学问、真学问”的学术风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这是对中国传承数千年之久学术传统的再一次重申，为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立志求学的方向。

　　知识分子，当有所“求”。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学术探索，也当紧贴于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中寻求学术研究的立足点。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学术成果，必须从实践中来，并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国情有深邃细密的考量，对历史有拨云见日的洞察，对专业有韦编三绝的钻研，才能拿出与实践相吻合、具有厚重分量、切中时代脉搏的学术成果，才能成就学问的大与真。

　　知识分子，也当有所“拒”。不可否认的是，当今学术界存在不少乱象，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这也正如有人所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廓清乱象，需要知识分子以学者风骨自我勉励，在如乱花过眼的种种诱惑面前保持定力，校准人生价值的度量衡，把对身外之物、口体之奉的关注，转移到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朱熹说：“大凡人只合讲明道理而谨守之，以无愧于天之所与者。若乃身外荣辱休戚，当一切听命而已。”知识分子专注于学术正道的上下求索，而非在利禄之途上奔竞游走，是做出真正的大学问、真学问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学术历经千载而斯文不坠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学术成果的大与真，离不开学术土壤的培育，我们要培植出更具学术养分土壤，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科研体系。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知识分子能够在更加体面、更加自如的物质、精神环境中，以更加有生气、更加有创造力的求学态度，创造出更多具备历史穿透力与未来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备恢宏格局与长远志向，在旧学与新知中寻找答案，在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思潮的交汇中探索本民族的坐标，做出大学问、真学问，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